圖片四川博物院提供
大公報記者 向 芸
長江文明源，三星伴月出。在千百年的歲月長河中，天府之國雖因蜀道之難而閉塞了交通，但巴蜀先民們卻以獨攬九天的想像力，讓獨特的巴蜀文明在這片土地延續了四千多年。在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第二季節目中，「藏天府之韻，生歡喜之美」的四川博物院，從現有三十二萬餘件院藏文物中選出製鹽畫像磚、蜀石經和格薩爾唐卡三件（套）「鎮館之寶」，以蜀地國寶展現巴蜀文脈。
作為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博物館，四川博物院此次推選的三件（套）文物包括東漢製鹽畫像磚（一塊）、五代後蜀殘石經（六塊）和清代格薩爾唐卡（十一幅），背後都承載着極具四川特色的深厚文化底蘊。由於這些文物此前從未在展廳向公眾長期展出過，對公眾來說可謂「神秘的國寶」。
漢製鹽畫像磚折射鹽業興盛
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圖像。用拍印和模印方法製成的畫像磚，就像是一張張來自漢代的照片。畫像磚起源於戰國時期，盛行於兩漢，多數畫像磚為一磚一個畫面，圖案豐富多彩，包括勞動生產、社會民俗、神話故事等，深刻反映了漢代的社會風情和審美風格，成為研究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和民俗的珍貴文物。
據了解，四川發現的畫像磚多為漢代中晚期的作品，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其形制、構圖樣式等雖然沒有南陽畫像磚豐富，但在體現日常生活面貌、生產勞動場景及建築藝術等方面，更能全面地體現漢代的莊園經濟，凸顯巴蜀地區的地域特色。
四川省文化廳原文物處長高文介紹說，關心民眾生活的衣食住行是四川畫像磚的特點，從划筏子、插秧子、收割莊稼到舂米、釀造，特別是四川特有的桑蠶、井鹽、蜀錦等文化，都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
其中，四川博物院館藏的漢代畫像磚有一百九十六件。此次亮相《國家寶藏》的製鹽畫像磚，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土於成都邛崍花牌坊，長寬高分別為四十六點六厘米、三十六點六厘米、五厘米，形象地再現了東漢時蜀地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
在這塊的畫像磚上，左邊底部有一口鹽井，上面井架高聳，兩層高的木架上每層站立兩人，正利用井架上的滑輪裝置從井裏提取鹵水，再通過竹槽將鹽鹵引入右下角的灶鍋內，兩人於上下照料，一人在灶口扇火。整個畫面以山林為背景，群山聳立、植被繁茂，其間飛禽走獸，山間還有數人在背柴和狩獵。
東漢畫像磚裏的製鹽面畫，折射出當時四川製鹽業的興盛。根據東晉史學家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戰國晚期，李冰為蜀守，「穿廣都鹽井」。到了漢代，已是「鹽井、漁田之饒」「家家有焉，一郡豐沃」。正是蜀地豐富的鹽資源，提供了製鹽手工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這塊略顯殘破的畫像磚不僅展現了千年鹽都的一個華彩瞬間，更讓人們窺見一部鮮為人知的中國古代科技史。
根據史料記載，古人在大約兩千年前就掌握了井鹽生產技術，四川鹽井也成為中國鑽探技術起步的燈塔。李冰任蜀郡守備時，曾帶領蜀民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鹽井—廣都鹽井，東漢製鹽畫像磚中的鹽井就是和廣都鹽井一樣的「大口淺井」；同時，為了配合鹵水的採集，逐漸出現了畫像磚中樓柱處倒天車的裝置，採用樓架方式安裝定滑輪汲取鹵水，比西方同類裝置出現早一千六百年。北宋慶曆年間，四川的鹽工發明了衝擊式頓鑽鑿井技術，鑿出的鹽井井口僅碗口大，但井深可達二百至四百米，這種鑿井技術比西方早了八百年，是現代天然氣和油氣鑽井的前身。清朝道光年間，四川自貢曆時十三年鑿成燊海井，井深一千○一點四二米，既產鹵又產氣，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
四川博物院院長盛建武說，除了東漢製鹽畫像磚，四川博物院還有一千四百餘件畫像磚和陶俑，這些陶石生動再現了漢代的生活圖景，成為圖畫版的漢代「百科全書」。
早期教科書：後蜀殘石經
歷史上文化經典的傳承，有賴於創立不同記錄載體的形式，石經就是其中一種。所謂石經，就是中國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的官定儒家經書，客觀上有着規範漢字字體、字形的功能。作為儒家經典的重要載體，石經是漢、魏、唐、蜀、宋、清欽定的官方文本，起着標準教科書作用。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只刊刻了七部儒家石經，自東漢以來，計有東漢熹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孟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乾隆石經，即七朝石經。《國家寶藏》中亮相的「後蜀殘石經」，就屬於其中的「孟蜀廣政石經」。
一般來說，石經要在內部環境相對穩定、國家經濟條件相對富庶的環境下，才會被刊刻。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亂鬥」時期，後蜀是五代十國中的一個國家，以成都為國都。身處戰火紛飛的五代十國，為何是後蜀刊刻了石經呢？
這要歸功於四川盆地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在冷兵器時代為後蜀提供了防禦屬性加成，讓後蜀有了可以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同時，四川盆地水土豐饒，為發展生產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條件；此外，當時的後蜀，境內很少發生戰爭，也沒有大的動盪。因此，天時地利之下，讓四川成為了五代十國時期經濟發達地區。
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加上後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視教育，於是開啟了將儒家經典鐫刻於石碑的浩大工程。該工程始刻於孟蜀廣政初年（九三八年），至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席貢補刻《孟子》入石，最終形成「十三經」，為文近二十萬言，成碑上千塊。
與歷代其他石經相比，蜀石經極有特色。
首先，蜀石經是歷代石經中製作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種，斷斷續續綿延了二百三十餘年，貫穿四個朝代，時間之長為歷代石經所罕見；同時，蜀石經共刻有一千多塊石碑，規模之大堪稱歷代石經之冠。
其次，蜀石經經注並刻、體例嚴整，不但有經文，而且在經文下雙行註文，經注並刻。由於經注並行，非常便於讀者的觀摩閱讀和正確理解，所以不少宋人以蜀石經本為標準，如大學者朱熹著《論語集注》就用的是蜀石經本。
再次，蜀石經是歷代石經中最早鐫刻《孟子》一經的，首次將後世所謂的儒家「十三經」全部彙集一堂，對儒學「十三經」的正式定形和對儒家經典「文獻典範」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影響，決定了後來中國儒學經典體系的基本格局。
據悉，這部「蜀石經」曾被後蜀立於蜀郡最高學府文翁石室，即彼時的成都學宮之內，供學子們研讀摹拓，更以拓印本的形式影響全國，在宋代廣為流傳。
遺憾的是，千餘塊後蜀石經因南宋末年的戰亂而散佚，現僅存幾塊殘石，故名「後蜀殘石經」，甚至連流傳的拓本也十分罕見。一九六五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曾耗資二十五萬元從香港購回後蜀石經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貴古籍拓本，現存放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後蜀石經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成都石室中學退休老師朱澤蓀表示，蜀石經可謂「史上最強的教材」。宋代由於地域的關係，北方的開成石經不容易傳到南方，蜀石經則可以通過長江沿江而下，把儒家經典傳播到整個南方地區。「簡單來說，有了蜀石經後，學生們沒教材的可以看教材，有了教材的可以校對教材，讀不懂的可以看註釋，住得遠的還可以看拓本。」
據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大規模刻經，除了唐代的開成石經和清代的乾隆石經還基本保存完好以外，其餘均只有極少數殘石和拓片存世，因此這些蜀石經實物殘片，彌足珍貴。
清代唐卡見證民族融合
唐卡是藏文音譯，指繪製在絲綢、絹面或布面上的一種藏族特有的卷軸畫。唐卡題材內容豐富，涉及藏族的歷史、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方面，被譽為「藏文化百科全書」。傳統上繪製唐卡全部採用金、銀、珍珠、瑪瑙、珊瑚、綠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貴的礦物寶石，以及藏紅花、藍靛等植物為顏料，以示其神聖。這些天然原料讓繪製的唐卡雖歷經風霜，仍然色澤艷麗明亮，璀璨奪目，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繪畫藝術的珍品。
藏族傳統的唐卡分為「德唐」「曼唐」「孜唐」和「仲唐」等幾大類。其中，「仲唐」就指「格薩爾唐卡」。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現之前，《格薩爾》這部偉大的英雄史詩主要依靠民間藝人的說唱而得到廣泛的流傳。為了加強說唱時的效果，加深藝術感染力，也為了招徠更多的聽眾，一些聰明的民間藝人就以格薩爾為題材，繪製人物畫和故事畫，說唱時把它們懸掛起來，邊解釋邊演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唐卡類型，稱作「仲唐」。
四川博物院館藏的這套格薩爾唐卡共有十一幅，繪製精美、構圖巧妙、色彩細膩，是迄今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仲唐」中的精品，也是現存唯一一套保存最為完整的格薩爾系列繪畫。
據四川博物院民族工作室負責人賴菲介紹，這套格薩爾唐卡描繪了藏族史詩英雄格薩爾波瀾壯闊的一生，從他在天界到降生人間，從誕生後七天的功業到十三歲賽馬稱王，從征服魔地、霍爾等地到地獄救妻、返回天界，數百個故事場景被巧妙地安排在十一幅唐卡中。
據了解，法國吉美博物館也收藏了兩幅同題材的格薩爾唐卡，與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唐卡形制、內容幾乎遵循了同一個模版，但其餘九幅去向不明，因此這一套完整的格薩爾唐卡更顯珍貴。四川博物院館長盛建武說，這十一幅唐卡就像連環畫一樣，用宮殿、人物、山石、雲彩等作為分割、連接故事情節的手段，看起來趣味無窮。
這套登上《國家寶藏》的格薩爾唐卡，單幅作品能表現《格薩爾》故事中的一個情節，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匯總起來又能體現《格薩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情節，成為一部《格薩爾畫傳》。更難得是，每幅唐卡都有詳細的題記對畫面進行解說，對正確辨識畫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更可以和文獻一一對應起來，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中國格薩爾研究第一人」降邊嘉措表示，過去認為中國沒有史詩，但《格薩爾》就是應該讓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中國史詩。「《格薩爾》是世界上最長的一部史詩，有三百多部、一百多萬詩行，塑造了三千多個藝術形象，如果翻譯成漢文就有兩千多萬字，是《摩訶婆羅多》的五倍、《荷馬史詩》的五十倍。」
在降邊嘉措看來，一個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只看字數的長短，但《格薩爾》精深博大、內容豐富，是反映古代藏族社會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着作，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史詩。「格薩爾藝人走遍藏區的農村和牧場，在說唱時會把其豐富的閱歷和所見所聞、所感所想融入到史詩裏，充滿了生活氣息和激情，世世代代流傳下來，就像葡萄串一樣越結越多。」
「這十一幅唐卡可以說是格薩爾唐卡裏的巔峰之作。」降邊嘉措說，格薩爾唐卡產生、演變與發展的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格薩爾》這部由藏族人民集體創作的偉大英雄史詩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它的興衰。「雄偉的英雄史詩和美麗的唐卡藝術相結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產生了更為強烈的藝術效果，見證了中華民族是多元融合的民族，成為藏族文化藝術中的精品和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