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國子監版《爾雅》
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是以往人們公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近年來學術界將印刷術進一步深化為「雕版印刷」。清代學者方以智《通雅．器用．書劄》考據指出：「雕本印書也，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今則極矣。」這結論已經為傳世文物和後來考古發現所證實。尤其是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國家圖書館（由故宮博物院轉交），以清代內府藏書「天祿琳琅」和「宛委別藏」為主體的善本古籍宋版書，用紙用墨之精良，書版字體之精美，材質刻工之精到，用「空前絕後」來形容，恐怕也不為過。
三國曹丕《典論．論文》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個人的壽命有限，生前榮華富貴也隨之風流雲散，唯有偉大的著作可以永垂不朽。宋版圖書正是如此。而近年來我們一面提倡科技創新，一面弘揚「工匠精神」。大國工匠就在我們文化藝術、科學技術昌明的大宋時代！宋版書造就的宋體、仿宋、楷體等標準漢字印刷字體，至今活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包括圖書、報刊、網絡、新媒體等各方面。
近千年前宋代，文人士大夫以雕龍文心，刻版工匠技師以獨運匠心，二者珠聯璧合，為今天的我們樹立了印刷術科技精進和「工匠精神」的光輝典範。隨着印刷術在世界傳播，我們民族先輩推動了世界人類文明進步。宋版書在元明清各代，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傳世珍寶。在清代到民國，「一頁宋版，一両黃金」，收藏界甚至有「一頁宋版書，黃金十六両」之說；在近年來文物藝術品拍賣會上，宋版書一部動輒上億元人民幣。
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傳文統
明代學者徐官《古今印史．古今書刻》指出：我國自古以竹為簡，以刀為筆。簡牘體積大，書冊浩繁，動輒「學富五車」，利用不便。竹簡之外，是鑄在青銅或石頭上的金石之文，如鐘鼎文、石鼓文，更非普通人力所能及。木版刻字，不但夏商周三代以上沒有，即使秦漢也未通行，唐末僅有之而未盛。所以宋初校正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等唐代圖書，只說是唐本，而不說是唐刻，可見唐代雕版尚不流行。宋代學者、詞人葉夢得也說：唐以前書籍都是寫本。五代後唐明宗時宰相馮道，鑒於讀書人借書難，建議利用唐以來民間發明的雕版印刷術，主持國子監展開「九經」刻版印刷。他們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並附入六朝以來經註本的註文，歷時二十二年完工。這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從此「木刻浸興」，即雕版印刷逐漸興起。鑒於北宋早期的蘇東坡，曾自稱借得《漢書》抄寫完成，如同「貧兒暴富」，因此徐官斷定：木刻版圖書印刷達至鼎盛，時在宋代中葉。
雕版印刷興盛，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此後我國古代大量典籍開始廣泛傳播。富於科技創新和工匠精神的宋版圖書，以精益求精的追求，為後代留下盡可能準確、盡可能完美的先賢著述，正如宋代思想家張載提倡的：「為往聖繼絕學」。這才是宋版書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最大貢獻。
先秦文獻以六國文字大篆及秦小篆書寫，漢隸通行後，經過漢代知識分子將古文轉化為漢代的「今文」即漢隸，文獻學上稱為「隸定」。漢隸與後代至今沿用的楷書，沒有多少歧義；但大篆、小篆與漢隸在字形、字義方面有很大距離，「隸定」的精準程度，對於先秦文獻能否以原意流傳後世，至關重要。這早為歷史學家所重視。筆者認為，以往人們對宋版書類似歷史作用，卻認識不足。宋之前圖書的流傳基本上靠抄寫，抄寫就容易出錯，背離原作。以北宋早期蘇軾《赤壁賦》為例，對照至今傳世的作者手書《赤壁賦》真跡，與各種印本有多處差別，其中最突出的是，印本將原作「浮海之一粟」，誤作「滄海之一粟」。由此可以想見，宋人在出版前代以至古人著作時，面對林林總總、文字互有出入的諸多抄本，必然進行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考訂，博採廣校，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宋人特有的廣博知識和哲理思辯，確定盡可能完善的宋本，最後「付梓」刻版，為後世保存中華文化優秀傳統。近現代出版古人著述，校訂時一般都是以宋版為依據，例如《論語》《孟子》《楚辭》等等；除非個別如今尚能見到唐人寫本的圖書，例如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以宋版為基礎之外，可參校唐寫本。
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南宋國子監版《爾雅》，為先秦至漢代文字學經典著作，經晉朝學者郭璞註。五代馮道依唐代石經刊刻儒家群經，於九經之外加入《孝經》《論語》《爾雅》，自此成為儒學經典。兩宋國子監均曾復刻馮道時的刻本，但流傳後世絕少。清宮這一部不僅是海內孤本，還是探究五代刻書遺規的重要實物。據南宋學者魏了翁記述：南宋國子監刊印的經書，是臨安府及其他州郡雕造，然後將書版送入國子監儲存。所以名義上為國子監雕梓，實際上出於臨安附近地區刻工，反映當時雕版印刷之繁盛。此書外觀高二十八點三厘米，廣二十厘米；版框高二十四點二厘米，廣十七厘米。書版寬大爽朗，字大如錢，世稱「宋刻大字本」。
朱子身體力行，垂範後代編輯
在中國古代，校訂圖書歷來是大事。孔夫子曾校訂《詩經》、《春秋》，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也參與了圖書編校工程。清宮舊藏南宋淳熙、慶元間嚴州刊本《南軒先生文集》，為宋代思想家張栻（字敬夫，號南軒）遺著。此文集傳世有兩個版本，一為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三十卷本，一為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記載的四十四卷本。前者後來已失傳；後者即四十四卷本，就是朱熹所編定。張栻逝世後朱熹撰寫祭文，稱其「家傳忠孝，學造精微」，一直是後代知識分子學習的楷模。朱熹手訂本自元代以後，遞經翻刻，流傳極廣，但罕見宋代原刊本。台北故宮所藏這件原版孤本，極具歷史價值。上世紀初，老一代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曾用這部宋刻原版，校勘清代康熙年間無錫華氏刊本，補正後者許多錯誤。例如：補卷五《四山園登山》五律一首，卷十一《敬齋記》一首，卷十《道州濂溪祠堂記》脫文二十四行，卷三十《答陳平甫書》中條答五則；宋刻原版與世上通行本迥異者有：《潭州嶽麓書院記》、《經世紀年》、《孟子講義序》、《胡子知言序》各篇；其餘奪文訛字，多不勝數。朱老夫子身體力行，讓今人看到宋本如何珍貴，也真切體會到怎樣才是合格的編輯。
清宮昭仁殿「天祿琳琅」藏宋版《晦庵先生文集》，為朱熹文集，南宋淳熙、紹熙間福建刊本。朱熹一生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武夷山地區，開創「閩學」一派。此本是朱子生前出版，比其他版本都早，而且未經朱子後來刪定，保留了他文集的最初面貌和較早期思想情形。所以與其他版本內容頗多不同，也不乏其他版本未收錄的詩文。此書外觀高二十五點五厘米，廣十五點五厘米；版框高十八點六厘米，廣十二點一厘米。除乾隆《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外，未見他書稱述，不但傳世罕見，保存的學術資料尤其彌足珍貴。傳世的宋刊本《晦庵先生文集》，有宋寧宗時期，朱熹三子朱在編輯的浙江官刊本，入元後書版藏於杭州西湖書院，明代又曾修補印行；其次是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福建建安書院刊本；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福建按察司以閩本參校浙本重刊的朱子文集，就是現今通行版本。
宋體字印刷，標準化製造
我們漢字的書體，從大的用途上，可以分為手寫體、印刷體兩大類。平常所謂王體、顏體、柳體等，說的是書法，是手寫體。徐官《古今印史．古今書刻》特別推崇：「官閱宋版書，端楷絕倫。」宋代以國家名義推出的刻版圖書，字跡端楷絕倫。印刷體最基本的就是「宋體」及其變體「仿宋體」等，他們起源於宋代雕版圖書。現在字庫裏所謂隸書甚至啟功體、舒同體等，是吸收書法手寫字體而創造的。
促使印刷體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宋中葉雕版印刷鼎盛之後，雕版印刷成了漢字的主要用場。當時書版雕刻所用木材主要是梓木。梓木，紫薇科植物，北方俗稱「臭梧桐」，黃河至長江流域均出產，分布廣、產量大、材質佳，硬度介於柴木和軟木之間，材質輕而耐朽，木理優美並帶光澤，不開裂，不伸縮，適合雕刻，所以成為雕版刻字用材，雕版印刷稱作「付梓」。木材的質地、紋理等材質條件，刻工操刀在木材上刻字的可操作性，再驗之以刷印書頁後閱讀視覺效果，宋代刻書就逐漸形成一種大小均等，豎向筆畫較粗、橫向筆畫較細的「豎粗橫細」特徵的宋體字。宋體印刷字體的出現和定型，在更廣領域看，是宋代製造業標準化的一部分。與《營造法式》規定建築「模數制」，車輛製造規範化，「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等，是一致的。因為印刷字體標準化，更好地保證了漢字字形的穩定性，減少了手寫體隨意性對文字的衝擊。這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有很大意義。
「官閱宋版，端楷絕倫」
從流傳至今的宋版書可見，它們裝幀考究，用墨、用紙精良，書版的字體手寫和刻工緊密結合。雕版印刷過程中，對書體影響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印版的版式，一是刻字的方法。其中版式直接影響着印刷體總體風格的形成。宋代印版的基本版式是，四周有粗線邊框，行間有行格線，每版中心有中縫，中縫內有魚尾及線條裝飾，並刻有篇名、頁數、刻工等內容。文字正文用大字，註釋用雙行小字。在這種版式中，對書體風格影響最大的是行格線。因為這種版式的行格線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縱向的行格線限制了字的橫向空間，束縛了書寫的左右取勢；而字的上下空間相對較為寬鬆，久而久之，便促使字形朝瘦長的方向變化。特別是在雙行小字中，這種變化表現得更為明顯。
古代漢字不論書寫，還是刻版印刷，均採上下排列成行、自右至左排列成章的規範。筆者認為這是古代書寫姿勢造成的。宋以前沒有書案，早期刻甲骨、書簡，都是左手持甲骨、竹簡，右手刻、寫；後來用縑、用紙，也是捲成一卷，左手執卷，右手執筆書寫。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正是客觀條件的需要，並因而形成定制。宋代有了高幾大案，但習慣形成已經幾千年，直到五四之後才得以改變。
現存台北故宮「宋嘉泰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刊、元明遞修本」《孟子注疏解經》，堪稱版本目錄學標本。此本為漢趙岐註、宋孫奭疏。外觀高二十九點五厘米，廣十九點八厘米；版框高二十一點一厘米，廣十七點四厘米。這是南北宋交替之際，群經註義疏合刻本誕生時的刻本。負責出版的機構是兩浙東路茶鹽司，三山黃唐曾主其事，故稱為「黃唐本」，又因各書每半葉八行，也稱「八行本」。八行本群經注疏，謹守北宋初年單疏本的刻書精神，內容錯誤既少，復為群經刻印史中，上承單疏本遺規，下開注疏合刻之先河，因而特別受到學界的尊崇，清代學者阮元稱之為「天下第一善本」。
本書亦為八行本群經注疏合刻本之一，刻於宋寧宗嘉泰年間；書版於元、明兩代曾加以修補。全書分為十四卷，每卷又分上下。宋版原刻，點畫嚴整，字無俗體，校勘精審；元季以後修補者，字稍近匠體，不如原刻矜慎，但仍出自良工之手。全書筆墨精審，版式寬大爽朗。上可見北宋監刻諸書之遺範，下足以校正後來各本之訛謬。從宋經元到明，一以貫之的宋體，完整地體現了標準化印刷體的傳承。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