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萊恩（Olivia Laing）非虛構作品集《孤獨的城市》（The Lonely City）的日子裏，我發現身邊朋友大多在討論日本「蟄居族」的現象。因為近日一篇在社交平台引來熱議的圖片故事《「消失」的100萬日本人》，我們忍不住遙遠地關心起島國城市人的生活：
有人語帶同情，設身處地，將那些足不出戶、靠泡麵和漫畫書維繫生命的「宅男」或「宅女」，當作被這冷漠社會孤立的可憐人；有人想及自己同樣是漂遊在忙碌都市中的渺小個體，感同身受，故而喟嘆不忍，生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傷感；還有一些自詡生活態度積極樂觀、每天晨起便忙不迭輸出感激與歡愉情緒的人們，則根本無法理解這些蟄居人的處境……/李 夢
為什麼要逃避，為什麼要自我孤立？在普遍的輿論中，孤獨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古怪」、「異常」與「失敗」這類的貶義語詞勾連，成為大眾唯恐避之不及的負擔。
當《孤獨的城市》一書的作者萊恩在快要三十五歲的年紀，放下英國故鄉的一切，為了一個男人跑到紐約重新開始新生活的時候，她在周圍那些正常人的眼中，恐怕也是不怎麼正常的存在，更何況，去到紐約之後，那男人和她分手了。獨居、大齡單身、失業……這些標籤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壓垮一個獨自在他鄉棲居的人。
萊恩同樣感到害怕惶恐。她曾經像那些日本人一樣，整晚地將自己關在布魯克林陰暗逼仄的公寓裏，也曾在街邊或公園裏與人閒聊時，因為口音和慣用語的不同，而將好端端的一場對話拖入尷尬的情境中。當我們篤信「生而為人的全部意義，都在於與人產生聯繫」這句看上去三觀十分正確的話時，我們自然無法忍受自己在與人交往、與這社會相處時的任何笨拙或不合時宜。萊恩比我們想多了一層，她忍不住自問：
為什麼「孤獨」會變成一件如此可恥的事情？
深入體會 追尋本質
萊恩在紐約東村街上遊蕩的時候，格格不入地走在萬聖節遊行群列中的時候，在圖書館資料室內翻查紐約藝術家日記和信件的時候，她將自己的所見與所想寫進這本《孤獨的城市》，並憑藉這本「孤獨之書」得到坊間眾多好評以及《紐約時報》「年度好書」等若干獎項。書頁之外熱鬧異常，書頁之間盡是清寂，如是反差，想來也是一件既有趣也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雖說書名是「孤獨的城市」，萊恩的書中卻盡是人的故事，而且故事中的主角都是藝術家，既有安迪華荷（Andy Warhol）和愛德華霍珀（Edward Hopper）這樣名噪一時的畫家，也有影星嘉寶（Greta Garbo）和歌星諾米（Klaus Nomi）等等流行文化界明星。這一群紐約城中名人雖說性情不同，擅長的創作手法迥異，卻共享一個共同的特質─孤獨。
有時候，孤獨是浮在表面的：他們不願意與人親近，他們躲避狗仔隊或是八卦記者的鏡頭和錄音筆，將不耐煩或是孤傲的神情清楚寫在臉上。還有的時候，孤獨是藏在光鮮喧鬧外表之下的：人群中，他們是眾人歡呼致意的對象，是擁躉無數的明星；人群之外，深夜時分，他們獨自一人，忍受或享受難以言說的孤寂。但凡對紐約當代藝術圈略有所知的人們都明白，安迪華荷在彼處彼時是怎樣備受歡迎的偶像，聲色犬馬，呼風喚雨，可是誰又能想到他晚上回到住處之後，獨自坐在化妝鏡前發呆的場景呢？
書中大約提到十一位藝術家和他們的孤獨往事。有些如安迪華荷，生前已享盛名，有些如亨利達戈（Henry Darger），死後才為人所知。故事都是零散的，暫存在紐約或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的不同角落，而作者則扮演「遊蕩者」或是本雅明所謂「採珠人」的角色，將那些散落在第五大道、時報廣場、芝加哥貧民公寓、博物館或是圖書館中的軼事，將那些或古怪嶙峋或引人潸然的舊事收集起來，用一種時而跳脫（她將自己在紐約蟄居的經歷與達戈在芝加哥隱世獨處的故事關聯起來講述且並無違和感）、時而黏連（她總有本事將不同閱歷、不用背景的藝術家的人生並置或疊合）的筆法寫下來，也為不曾經歷那個時代斑駁絢爛風景的我們，留下一處懷緬的、並足以慰藉當下的憑靠。
畫家達戈的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不是因為他如同梵高一般生前寂寂、死後方為人知的悲劇命運，而是因為他從不汲汲於擺脫孤獨的處境。萊恩在書中描繪了兩種孤獨，一種是不得已而為之，另一種是樂意為之，達戈顯然屬於後一種。童年生活的陰影、被親生父母遺棄以及被孤兒院修女虐待的經歷，令到這位芝加哥藝術家（或者說得確切些，是在芝加哥某醫院擔任看門人的兼職畫家）一生中再難與什麼人建構親昵與溫暖的依戀關係，只想躲在自己的小公寓中，藉着繪畫帶來的歡喜與滿足度過一生。
說來你可能不信，像達戈這樣未曾被生活善待的人，像他這樣自棄於喧鬧人群的隱士，筆下的場景或角色卻總是鮮活可人的。他最喜歡畫小女孩，而且那些小女孩總是成群成雙、衣着光鮮地在公園中，在森林裏嬉戲玩鬧，眼神中透出不問世事的單純無邪。有些人將達戈視作躲在陰暗角落的怪胎，也順帶將他筆下的小女孩視作他本人「孌童癖」的例證，可萊恩在讀過達戈本人的書信和日記之後，極其明確地駁斥了這個觀點。當一位年薪從來不曾超過三千美元的藝術家寧願用便宜的熱狗當午餐、懇請鄰居送給他肥皂等生活日用品的時候，他卻可以拿出一大筆儲蓄來沖洗二百多幅關於小孩子、雲彩和花朵的相片，並用大半生的時間描畫童真的時候，你還會覺得他猥瑣或可恥嗎？
共同經歷 無法避免
中國有句古語，說「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我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明白何為「大隱」，又何為「小隱」。讀過書中畫家達戈的故事，還有三十六歲息影後整整半個世紀獨自居住在曼哈頓一間公寓中的荷里活女明星嘉寶的故事，我終於為這句極富東方哲理的名句，在大洋彼岸的繁鬧都市語境中，找到了參照。
說到「不得已而為之」的孤獨，則要講講諾米和大衛．沃納諾維奇的故事。兩人都是二十世紀中期紐約藝術圈的活躍人物，也都因為不幸感染愛滋病而過早地離開這個世界。根據萊恩在書中的記述，一九八○年代之前的美國，「愛滋病」曾被極度「污名化」，尤其指稱那些「通過被社會認定為不正常的或是可恥的性行為傳播的疾病」。人們起初並不知道諾米患的究竟是什麼病，只見到他的皮膚上布滿難看的紫色傷口，眼睛退化成了「兩條紫色的裂縫」，整個人看上去像一個怪獸。後來，人們不知怎地將愛滋病與同性戀聯繫在一起，輿論因此開始導向焦慮與恐懼之中：
諾米常去的那個碼頭被視作一個不潔的、危險的地方，大衛此前的好友與同行也與他漸行漸遠，像安迪華荷那樣對於死亡極度恐懼的人，甚至拒絕與患上愛滋病的朋友甚至戀人再見面……
有時候，孤獨是主動的、自願的行為，而在大衛與諾米的故事中，我們見到孤獨的另一重面向，其中包含了被迫的、無可躲避的外力介入與強加。即便如今在紐約，當年被邊緣化的孤獨人早已贏回他們的尊嚴，但我們仍不應忘記，將自己從被邊緣化的狀態中抽離的方法從來都不是退避或躲閃，而是「行動起來」，就像當年曾受到疾病與輿論折磨的兩位美國電影人所拍攝的那齣紀錄片的名字──《在憤怒中聯合》。
不論當年的人們以及今天的你我所面對的孤獨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無奈的，不論孤獨是持久恆常的，還是倏忽而來又倏忽不見的，作者不斷藉由這本書中他人或自己的故事提醒我們：孤獨從來都不是一件古怪或可恥的事情，它變化多端，它不可理喻，卻不改被當做壞事或缺憾。「孤獨並不意味着一個人的失敗，它不過是一個人活着的證明。」在全書結尾，萊恩這樣說道。
我喜歡作者用輕描淡寫的語氣來講述那些仍舊鮮活甚至有時殘酷的往事，她從不刻意煽情，只是平靜講述，似也在提醒我們：任何對於「孤獨」的過度美化和醜化都是言過其實的。「孤獨」像任何一種情緒或情感一樣，有它出現及存在的道理，過分的糾正調校或耽溺其中，倒有可能陷入「得不償失」的局面中。我們沒必要逃避孤獨，也沒必要擁抱孤獨，更不要想着治愈孤獨。在這個豐盈流轉的人世間，你與我與另外千千萬萬的人們，注定與孤獨長久相伴，無可遁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