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一八年赴美留學的清華學生在上海登船 書中圖片（選自《清風華影》，清華大學出版社）
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曾對友人論及為學着述之道，「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這段話的大意是，有的人寫書多作「二傳手」，摘抄他人舊說，而正確的做法應是「採銅於山」，從一手資料出發，成一家之言。張倩儀所著《大留學潮：記動盪時代的逐夢青春》，可謂一部採銅於山的力作。
為寫此書，作者張倩儀搜羅了三百餘位二十世紀上半葉留學親歷者的回憶錄，從中爬梳近代留學史的大量生動細節，按留學大潮起落之邏輯，從留學生求學、打拚的不同側面娓娓道來，「立體式」地再現了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一股「三千年未有」的留學大潮。
出發與歸來
今人治學，多倡「問題意識」。然而，真正的問題意識必然是「土生土長」，也即內生於論題本身之中的，一項研究或一本論著，只有探究符合論題自身邏輯的「問題」，才有真價值。那些單純從理論演繹出來的「問題」，則難免陷入凌空虛蹈、人雲亦雲的境地。《大留學潮》是一部構築在大量生動細節之上的史著，別開生面、文辭通達、曉暢好讀，且不乏細膩的故事，但這並不妨礙其學術邏輯的清晰，與關注問題的質樸。在我看來，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比一般的歷史作品更耐讀。
本書第一章「出國的雄心與現實」探討的是為何留學的問題，接下來，「錢從何處來」「初出國門」「大潮第一波：『留學東洋』」「大潮第二波：『新大陸新風氣』」「大潮第三波：『歐陸的特殊浪潮』」「學習」「生活」「歸去來兮乎」等幾章，分別回答了留學經費、路徑、去向、生活、學習以及學成歸國等諸問題。顯然，這些問題是當我們把目光關注到留學大潮時自然會想到的，而不是從某種教育學或文化傳播理論中生發出來的。而作者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恪守了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材料之外「一點也不越過去說」（傅斯年語）的治史態度。《呂氏春秋》有雲，「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史學研究的道理其實也一樣，沒有哪個留學生的回憶系統地回答過今人關心的留學史上的問題，但《大留學潮》以三百多種回憶史料完成了集腋成裘的工作，把一幅基本完整的近代留學史拼呈讀者。
比如，關於為何留學的問題，《大留學潮》將其歸結為幾種「夢」：一是鍍金夢，只有出洋鍍過金的人才能當「洋進士」，趙無極的回憶錄中說，不出國鍍金，無法當大學教授，只能當講師。楊絳回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我親眼看到，一位同學聽到別人出國而自己則無份時，一時渾身發抖，眼直口呆，滿面流汗。」二是救國夢，吳文藻就是「帶着學西方和教育救國的理想，赴美留學」。郝更生的回憶說，五四之後「留學生所想的，幾乎一致的是如何學些對於國家民族有用有益，對於解救國家民族有效有速效，最好能立竿見影、根本解決之效的學問，然後早日回國，將所學能貢獻於祖國。」而救國的理想，又可細分為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經濟救國以及後來成為一股最有力浪潮的革命救國，本書對此都有揭示，使讀者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更加有血有肉。
再如留學生的歸國及其面臨的困境。魏壽昆的回憶錄中說，「學者和技術人員，終是兩種人才。在歐美大學只能去求學，技術上的知識得到很有限。不過這在歐美學生，沒有妨礙；苟願投身工業，則畢業後可入工廠，在極短期內便能得到工廠內應有的學識和經驗。而在中國則不然，留學生回國後，非但無工廠可入而得重事深造，還要努力去創工廠，這點可見我國留學生處境的困難。」本書作者感嘆道：「傳統的進士大都是文人學者，被譏笑為百無一用的書生，誰能料到抱着實用救國目的的洋進士，竟然也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發揮所長呢？」讀書至此，筆者也不禁嘆息，此種困境似乎至今尚存，這或許也是讀《大留學潮》可以得到的鏡鑒之一吧。
代際與國別
《大留學潮》涉及的三百多部回憶錄的傳主具有廣泛代表性，其所學專業、留學性質等各不相同，但最重要的，還是代際和留學國度的差異。從時間跨度看，《大留學潮》所取材的回憶錄傳主包括近代最早的留學生之一容閎，出生於一八二八年，一八四七至一八五四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也包括一個世紀之後出生、踏上留學之路的許靖華，出生於一九二九年，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留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留學國度看，則涵括了日本、美國、俄國以及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東西洋強國。而我們知道，在近代留學史和政治史的語境中，代際也好，國別也罷，往往是與政治傾向和派系聯繫在一起的。一部近代中國史，在某種意義上恰是一部不同國度的留學生之間的代際博弈史。如作者在書中所言，後浪推前浪成為一種時代的常態。「不細辨歷史的人，會認為留學生的對立面就是那些抱殘守缺的舊派人物。他們忽略了一個現實，即半個世紀的留學潮已經教育過好幾代新人了。舊一代留學生回來，未及改變中國，新一代留學生又已受新思想而回國……中國出現一代革一代之命的局面，哪怕取過西經回國的留學生，也會被下一代視為保守而揚棄。」十九世紀末敢於抗婚、二十世紀兩度留學的新女性楊蔭榆，就在「五四」之後，成了年輕人眼中的「保守派」，徐志摩說：「中國人見了沒有一個不說他是國粹保存家。」
不同的國度所塑造的留學生群體的思想之別、「主義」之爭，更是早在當年就已經受到關注。一九二○年末，就有人認為，留美學生造成資本主義，留學勤工儉學生造成勞動主義，而留德學生有自然與法國留學界連絡之勢，將來這兩種主義在中國必有短兵相接之一日，造成社會的革命。實際上，二十世紀的世界，已經發展出一個思想與文化全球流動的網絡，即便同在一國留學的群體，也可能被不同的思潮捕獲。後來的新中國元帥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就說，一千多名留法勤工儉學生的社會思潮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大派：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右派。學生們不屬這一派，就屬那一派，幾乎沒有一個「白丁」。而據其他史料記載，不同派別的留學生在海外除了論戰不休外，還不惜老拳相向。隨着留學生返回國內，此種海外恩仇也延續下來，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要影響。比如，主張國家主義派的法國留學生曾琦、李璜為抗衡共產主義思想，一九二三年底成立中國青年黨，並於一九二四年將其總部搬回中國，而在此後幾十年的政治風雲中，他們一直「堅定地」站在中共的對立面……
平視與內窺
毋庸置疑，在近代中國這個趨新的社會裏，留學生是一個閃着金光的群體，這三個字是「洋氣」「新知」的代名詞，有時還是優勢地位和身份的象徵，比如地處內陸的甘肅曾將到外省求學者一律稱為「留學生」便是一例。近代留學史的論著並不能算少，但重點都在宏觀概述或偏重於教育史、政治史或社會文化史視角，對留學生作為普通青年的日常生活，系統的研究並不算多，有的作品則因文學性過強而淪為捕風捉影的奇聞軼事。《大留學潮》則以平視的態度，探討了留學群體的日常世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以中國為研究題目取得學位，這在當時就引起過爭議。魯迅諷刺說，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和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季羨林以此為鑒，決意不步其後塵。《大留學潮》佔據廣博的材料，作了理性平和的分析。作者認為：「一竹竿打到所有寫中國題材論文的人是混學位，也未必無冤情。除了胡適，後來做了大學者、一生勤於研究的留學生，如老一輩的吳文藻、李濟，晚一輩的吳於廑，以至吳文藻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倒也都是以中國題材做的論文題目。」又說，「再從當年中國留學的現實情況來看，不少留學生出國時既然滿懷救國激情，那麼研究什麼對中國有利，恰是他們學習的動力。」比如，法學家王鐵崖就表示對條約問題有興趣，劍橋大學講座教授感到奇怪，問他原因。他說：「道理很清楚，中國受帝國主義壓迫，國際法在中國並無實際效力，在中國對外關係中，重要國際法問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所引起的種種問題。」
同時，該書還採取從內向外看的視角，以留學生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集中展示了留學群體作為「文化楔子」的意義。留學生身跨兩種乃至多種文化，首先是插入留學國度的一個楔子，初到異國的他們與那裏的文化、民俗格格不入，等到留學日久，漸染洋俗，回到國內時，卻又與國內的環境不太融洽，成了另一種「楔入者」。比如，陳鶴琴回國後，坐船從上海到天津，發現高級艙內也有老鼠，同艙之人也不講公共衛生，「初回國的我看了實在不習慣！」而比日常生活的觀感更深刻的是留學生心中老懸着兩把尺子，如蔣夢麟所說，在美國時，他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回國以後，則顛倒過來。書中揭示，對於大多數留學生來說，平衡這種文化落差的，保持人格完整統一的，則是拳拳愛國之心，這也是讀《大留學潮》最令人感動的地方。侯外廬在《韌的追求》中說，妻子臨產，沒錢進私人醫院，只得送公立醫院，而法國公立醫院出生的孩子必須入法國籍，這樣兒子就成了法國國民。一九三○年回國時，法國政府不給他的兒子發離境證書，經法國共產黨朋友幫忙，才把兒子帶回國。對比今日很多國人爭入外國籍，怎不令人唏噓感嘆。本書作者訪問何炳棣時，何先生也表示自己無法忘卻父母之邦，而對比自己成長所得，又感到對中國老百姓有一種罪惡感。
我想，不去父母之邦，動盪不移其志，這就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與情懷，縱然遍染歐風美雨，也不會更改分毫，這也是近代中國歷經劫難卻終於浴火重生的最深層力量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大留學潮》又何嘗不是一段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