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預計，今年美聯儲加息會達到四到五次，以抑制資產泡沫和經濟過熱/路透社

　　2016年境內外金融市場經歷了大動盪、大整合、大調整與大轉變的新動向，尤其是美聯儲加息預期加快資金流動、價格反轉及政策分化的新趨勢，進而導致預期指標與實際結果錯位嚴重，美元指數產生的威力再度顯示美元霸權的影響。反之，美元升值的超乎預料潛藏着2017年的風險。/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譚雅玲

　　我們預計2017年國際金融市場將充滿政治干擾的影響，地緣關係與國際關係的複雜性來自美國新政——特朗普因素的作用十分顯著。加之歐洲所謂「黑天鵝」事件的接二連三，歐元離心離德的分解，以及英國脫歐的硬性風險，或許將導致2017年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不太平及不安全。

　　美元資產存在高估

　　2017年國際金融市場風險觸發點處於關鍵時期，一方面是周期因素決定的危機；另一方面是要素因素引起的危機。因此，2017年局部的金融危機有一觸即發的可能。

　　危機之一：美國經濟內部危機加大，但依然在整體控制之中，這並非特朗普因素所致，而是美國戰略高超的結果。因為未來美元匯率高企、美國股市高漲，以及美國房地產高位必將引起美元政策的調整。特別要指出的是，美元去年不得已的升值趨勢，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力度，當前美元貶值的調整事實上是難得的機遇。因此，美元資產引起的高估以及對策是風險源頭，也是風險核心。

　　危機之二：新興市場貨幣貶值與經濟下滑並舉的局面，勢必導致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增加。其中墨西哥、韓國、印度的市場風險較為集中與敏感，尤其是上述國家的危機複雜程度較大，如墨西哥以貨幣危機為主，韓國以經濟危機為主，印度以社會危機為主。

　　危機之三：歐洲大陸內部風險加大，歐元解體危機難以避免。一方面是英國退歐將會加劇歐洲的不穩定，另一方面是歐洲一些國家先後的政治政局動盪不利於合作，尤其是退出歐元區的意願將直接打擊歐洲的合作基礎。

　　我們預計2017年主要資產價格與商品價格走勢的不確定因素很多，其中美元指數的不確定性是主要看點。尤其是對於預測2017年主要貨幣匯率而言，可變因素很多，匯率風險與貨幣競爭十分嚴峻，甚至是美元與歐元的博弈進入白熱化階段。

　　可變因素之一：特朗普的個性與受制。歲末年初對特朗普政策猜想多多，樂觀與悲觀矛盾性較大。然而，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的發言，與其競選初期的言論已經有所不同。畢竟美國國家戰略與遠見規劃不會因為特朗普的個性而改變，更不會因為特朗普的放縱而惡化。因此，特朗普效應的前景十分不確定，甚至複雜性難以預料，並且也是影響美元匯率與全球匯率的核心因素。

　　歐元敗局無法挽回

　　可變因素之二：美國經濟穩中有變。截至到2016年美國經濟穩定周期已經有七、八年，經濟壓力、周期交叉的階段性風險將難以避免，尤其是美國經濟的調整尚未清晰，全球化與本土化戰略面臨諸多複雜因素。特別是美國經濟的創新性、高級化及現代化大大高於全球其他國家，進而美國經濟的變數將是衝擊美元匯率的最大風險。

　　可變因素之三：美元加快貶值。美元指數連續四年趨勢性升值面臨休整，儘管在此期間，美元貶值依然為主要狀態，但相對短暫的升值對實體經濟、出口貿易及投資偏激的影響較為嚴峻。因此，2016年美匯、美股及美房的「三高」搭配超出以往的局面，資產泡沫的風險面臨嚴重的挑戰。

　　其中，美元指數的調整將直接牽制其他兩項指標，這是2017年全球金融市場最大的不確定風險。

　　可變因素之四：美聯儲加息步伐或加快。從目前的美聯儲表態來看，美元加息十分緊迫。從美國經濟角度看，美聯儲加息很有必要。從價格基礎看，美聯儲加息是化解流動性風險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預計2017年美聯儲加息會達到四到五次，以抑制資產泡沫和經濟過熱。

　　可變因素之五：歐洲與歐元的困境加深。我們預計2017年歐洲的動盪性是全球的焦點與重點，歐元正面臨着生死存亡的關口。我們預計，最終結局或是歐元與歐元區成員貨幣雙幣並行，這也將是歐元的敗局。畢竟除了貨幣合作之外，歐元區的政治經濟統一並未發生。

　　可變因素之六：英國脫歐的兩面性。我們預計英國硬脫歐的可能性較小，弱脫歐的周期較長。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經濟穩定、貨幣勢力及利率動向處於與歐洲大陸各國不同的歷史階段。脫歐後的英國一方面或加強與美元同步的態勢，加強自身實力；另一方面或加大歐元區負面效應的影響。

　　可變因素之七：日圓內外交錯的複雜性。我們預計2017年日圓貶值將會繼續，但為了迎合美元走勢，日圓升值也存在很大的變數，尤其是日本經濟因素的影響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日圓的貨幣地位，以及日本國際關係的角色相當複雜，並非可以像避險貨幣一樣簡單的操作。

　　人幣貶值壓力持續

　　可變因素之八：人民幣對應美元自成慣性。我們預計2017年人民幣貶值壓力將會持續，其特點並非是美元引導的慣性，反之將側重與受制於國內的因素。一方面是經濟基本面，尤其是外貿、外匯、外資的影響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實業發展的基本面將會影響人民幣的調整，預期貶值是導致主動貶值的內在因素。但關鍵因素還是市場心理與行為方式的轉變，以此減輕貨幣貶值的恐慌。因此，2017年美元貶值將導致人民幣貶值，美元升值導致人民幣貶值兩者同步。

　　目前來看，美國金融市場的問題是遠慮，主要體現在如何處置資產泡沫，進而攪動全球資產流失與資本流離；中國金融市場的問題則是近憂，主要是內在經濟不利，資產旺盛及資產出海，將直接面臨美元資產風暴的衝擊甚至掠奪。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三個方面的改革要點。

　　其一是加強國內基礎建設十分緊迫。新年伊始，國內十分關切國際問題，尤其是面臨特朗普新政的開啟，但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緊迫性遠遠大於國際問題。尤其是目前金融問題更需要實體經濟的支持與保障，經濟在先、金融在後，兩者之間的主次、先後順序需要糾偏。

　　其二是實體經濟的發展是穩定匯率的基礎。人民幣是中國信譽的代表，也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但由於實體經濟發展不足、金融運用過度，進而市場恐慌性加大，造成2016年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我們預計2017年人民幣將面臨新的挑戰，加強專業定力、增強概念指引、糾正偏激情緒、預期合理角度或將對人民幣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更需要加強貨幣制度與市場的配套建設，有效進步、合理評估以及長遠規劃。

　　其三是輿論導向需要分清是非。伴隨2016年國際金融市場的大是大非，投資者的恐慌明顯擴大，其中缺少主見和不夠專業的輿論導向是主要原因。可以預見的是，市場上圍繞美聯儲加息的猜測將會有很多，造成美元實際走勢與市場預期出現較大偏差，並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

　　2016年金融市場的最大教訓在於大事看的不透徹，評估過於短期，進而偏激情緒加劇恐慌心理。因此，2017年市場需要密切關注新的問題、新的趨勢、新的動向、新的格局，使得研究與觀察竭盡全力為實體經濟與金融安全努力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