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的杜維運教授當年致力推動史學史的研究，撰寫了多部有關史學史的大作。《史學方法論》是他的代表作，全面討論了什麼是史學、史才和史德。我上大學時，杜教授已退休，未能直接受教於他，幸而近年內地出版社重印他這本大作，令我輩習史者得以拜讀他的觀點，深受裨益。在書中論到史學用途時，他提出了歷史能致用，是其最大功用，但是當其功用不能發揮時，則弊害叢生。

　　人類的仇恨，國家民族的戰爭，往往肇端於歷史。本地兩位新秀政客，正是由於不學歷史，又要亂用歷史，在就任宣誓時講出「支那」一詞，侮辱全球的華人，激起民憤，可見誤用歷史可以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大錯事。中國全國人大法委會副主任李飛日前拿出了韋爾許（王皖強等譯）的《香港史》（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的內地版，提醒講「支那」的香港人，只要用心閱讀本書有關三年零八個月的內容，就知道不應喊出「支那」這種辱華的口號。

　　香港淪陷後，華人承受了最慘重的痛苦。李樹芬醫生當時在九龍開辦一家醫院，他估計至少治療了一萬名強姦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其他人受到更令人咋舌的處置，有些人被繩索穿過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讓他們慢慢死去。英國一位中尉提供了一份記錄，記下了日本人在港的可恥獸行。日軍在狂笑聲中，用刺刀捅死或亂刀砍死急救站內的一群醫務人員。據估計，日本人處死了超過一萬名香港平民，但按照李醫生的看法，引起最大民憤的是日本人動不動就打華人耳光。我們今天認識這段慘痛的歷史，不是為了培養仇日思想，而是要令我們切記，戰爭帶來的災難，和平對全人類的重要，鑑往知來便是學歷史的一個重要的功用。

　　可惜，一些不學無術（或歷史）的本地青年政客，居然以侵略者的口脗用「支那」稱呼中國，勾起香港人對日本暴行不能泯滅的慘痛回憶，可謂亂用歷史知識而闖下的大禍。兩人議席被取消，實是必然之事。而在議會中竟有一班「博出位」的政客，包庇兩人，實是不智之舉。有見一些立法會議員的質素日見低落，我建議他們都要多讀歷史，充實一下，多做一點正經之事，才是議員應有之責。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