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隨着時代進步像有點退色。社會喊着男女平等。在香港，自從成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性別歧視條例》立法後，社會對兩性就業、學習機會等有了客觀標準，但現實與理想仍然存在落差。

　　傳統以來，教育行政已成一個男性的堡壘，但其行政主導及持續專業性也不利於女性。科層體制強調於全職投身工作、按年資晉升、持續進修等。

　　組織行為研究，以一種「男性的棱鏡」所得出反映觀點，而且研究以男性為群體完成，假設男性和女性經驗相同。男性世界觀主宰研究與知識領域範疇，即「男性界定學術」（male-defined scholarship）。

　　在教育界，早期男女教師在學校中，女教師只做教學工作，而男性被視為有能力擔任校長或管理層一職。婦女事務委員會2015調查報告指出女性特別是華人社會，需要兼顧家庭、子女和工作，超過64%三十歲以上已婚女性需要工作，而且人數在過去十年不斷上升。女性因為家庭和親子關係往往把事業放於最後，因此比例少的女性教育管理人員並非沒有相關能力，而是家庭與事業權衡下，女性往往選擇前者。

　　香港教育政策歷史如師範學院錄取兩女一男配額或一些津貼小學採取了兩女一男聘請配額，雖然小學教師大多數為女性，但學校管理層仍然以男性為主導。以1998年為例，男教師為全港小學教師23%，男校長卻接近60%。雖然由98年起女校長數目升至50%，但男教師數目與女教師亦不成比例。不少校長在《教育的性別視角：課堂與教學實證研究》指出，男校長刻意於已婚女教師對工作未有太大承擔，男性亦沒有「家庭牽掛」，因此更能全情投入職場。

　　可見男女有別的無形之手仍存在空氣中，女性在職場上繼續向上流確定是一件不易之事。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 梁思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