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香港發表演講，指出特區政府對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責無旁貸，並直言法律缺位帶來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這一表態得到香港大多數民意的支持。例如，財經通訊社《經濟通》及免費報章《晴報》於上周五進行民調，結果顯示，受訪者中百分之八十認為應該盡快就二十三條立法，認為「不應該」者僅佔百分之十九，無意見者佔百分之一；亦有百分之七十九人認同李飛說法，不認同者佔百分之二十，無意見者佔百分之一。這一調查很容易說明問題。

　　應該盡快立法已經獲得了大多數民意的支持，特區政府應該減少疑慮，總結上次二十三條立法的各種經驗，盡快完成立法工作，讓香港有一個發展經濟、產業升級、改善民生的安全環境。

　　香港市民是最大受害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調查結果？實際上，根本原因在於，香港市民都是「佔中」的受害者，市民的權利受到了踐踏，公共秩序受到了威脅，政府的管治陷入癱瘓，營商者飽受經濟損失。越來越多人感到，對那些破壞法律、破壞公共秩序的人越是讓步，守法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受害者。

　　二十三條立法已經拖延了二十年。香港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有人說，二○○三年立法失敗了，所以，以後要「小心謹慎，營造氣氛」，「一直要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機」。這種說法其實就是「拖」字訣，一路拖下去，迴避特區政府應盡的憲制責任。

　　長期不立法，等於是告訴反對派，政府對於憲制性文件的執行並不在乎，實際的社會效果就是告訴公眾：誰人起勁反對，政府就會讓步。二○○三年之後，反對派的膽子越來越大了，他們公然叫囂「五區公投」，公然反對國民教育，甚至在校園裏鼓吹宣傳「港獨」，更鬧出了「佔中」。

　　到了最近，反對派及其喉舌工具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行動升級了，他們打出了兩張「牌」：「國際牌」和「人權牌」。公開唬嚇香港群眾不應該立法，立法會影響香港的人權雲雲。他們以為，一旦掌握了「人權的本地立法」，就掌握了制高點，就可以無限期阻撓立法，讓二十三條胎死腹中。

　　《蘋果日報》和民主黨的塗謹申更稱，在處理「佔中」事件中，香港警方發射了催淚彈，「傳說還準備開槍」，鎮壓人權，所以歐洲把香港當成了中國內地，連警隊向德國購買衝鋒槍，也有問題了。塗謹申的「準備開槍」說法完全是造謠。有什麼證據證明「香港警方準備開槍」？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處理難民事件和「佔領事件」中，不是一再使用過催淚彈嗎？不也是制訂了防止顛覆國家、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禁止製造分裂、禁止收取外國利益、禁止外國特務盜竊本國機密的法律嗎？

　　為什麼美國正在調查「通俄門」事件，並且起訴有關官員？為什麼西班牙因為「加獨」，宣布逮捕和起訴宣傳獨立的人？為什麼西方國家現在都有「破壞公安秩序」「非法集會」的罪名？

　　香港特區政府處理「佔中」事件所使用的手法，遠比美國和歐洲國家文明、溫和得多。美國出動了暈眩炸彈和馬隊對付「佔領華爾街」的人，最重的還判處十四個月監禁。反對派提出了人權公約來作為護身符，反對二十三條立法，這是非常好笑和荒唐的理由。

　　反對派曲解「人權自由」

　　有公共職務的人收取外國的金錢利益，在任何西方國家都是罪行，在香港為什麼會被說成是「人權」？暴力衝擊政府的建築物，霸佔了馬路，用垃圾桶、木棍毆打警察，這在西方一樣會被認為是暴力行為，一樣判罪，不會當作是人權。任何人為外國服務，偷竊國家和政府的情報，也絕對不是人權的範疇，全世界都是當作嚴重的罪行。

　　所以打出「人權自由」的旗號，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是沒有理由的，也是歪曲了國際人權公約的。根據香港法例第三百八十三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及第十八條，結社及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這種權利帶有責任及義務，即不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包括「一國兩制」）或公共安寧。

　　怎樣區分言論和行動之間的區別？如果一種言論欺騙和鼓吹別人違反法律、破壞公共安全，並且造成傷人事件，就不屬於言論範圍。因為已經造成了惡劣的社會效果。言論的動機，也非常重要。如果憲法或者憲制性的文件規定，不允許公民投票，不允許獨立或分裂國家，而有人故意散布這種破壞憲法或者憲制性文件的言論，再鼓勵他人用行動實現這種非法要求，並且宣布「違反法律不等如違反法律的公義」，這就是明顯的煽動者。因為言論發表之後，有一系列的行動配合，造成惡果。

　　大多數港人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相信廣大群眾能夠辨別是非，能夠知道二十三條立法的好處，即能保護遵守法律和希望生活更加美好的人民。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