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難兩全

　　1969年，陳紘的母親病倒了，他匆匆趕回北京探望。見到兒子的母親喜悅地露出笑容，之後就進入了昏迷狀態。那時電視在內地還未普及，陳紘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是聽廣播，當他聽到國際匯率發生波動時，放心不下銀行的業務，立即交代：「姐姐，我得走了，你幫媽媽把東西整理一下，後事拜託了。」就這樣，陳紘沒來得及為母親送上最後一程，就匆匆地趕回了香港……陳紘深深思念着母親，2000年之後，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他仍堅持去北京給母親掃墓，盡一分孝心。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他費力地彎下腰為母親的墓地除去雜草，然後雙膝下跪，深深地叩拜母親……

　　在同事眼裏，陳紘是香港金融界一位知名度高、關係面廣、知識淵博、業務精通、寬宏大量、以德服人、德高望重的銀行家。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銀行管理者，也是一位可敬可親的長輩。每逢春節僑匯旺季，業務量大，一些年輕人加班晚了會留在行內過夜，連領導的辦公室也會成為睡房。一天早上，陳紘走進辦公室，幾位員工正在熟睡，從夢中驚醒，不知所措。陳紘笑容滿面地對他們說：「你們加班晚了，再休息一會兒吧。」說完，拿着報紙到隔壁經理會客室去，誰知那裏也睡着人。於是，陳紘輕輕拉上房間的門，退了出去。

　　中銀大廈的大功臣

　　陳紘一生從事金融事業。在他眼裏幹銀行必須專心，忙的時候更要沉着，做到這點很不容易。業務知識可以學，修養只能靠自己磨煉。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無論寒暑，陳紘每天堅持早晨6點去游泳，這一習慣為他創造了一個寧靜修身的空間，審視自己，整理思維，修養心性。

　　他常常對自己的孩子說：「世上沒give and take，只有give and give，不要期求回報。一個人只有心正才能正確地分析事物，才能在困難時堅持真理，才能有高瞻遠矚的視野。」

　　上世紀80年代，港中行由於業務發展，急需覓址另建大廈。陳紘因時常在馬會晨泳時遇見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夏鼎基，日久相熟。一日閒談中，他借機問及當時港中行對面之高等法院舊址，久置不用，可否將其售予港中行。其後，夏鼎基回覆，該址已另有用途，惟政府手中的中區可用地皮尚有兩塊，一是接近海傍的小巴停車場，一是花園道口的英軍軍營舊址。

　　經過努力，1984年1月，港中行作價10多億港元簽署了花園道現中銀大廈的土地買賣契約，並且聘請貝聿銘為大廈設計師，着手設計建造。

　　1994年，當中國銀行總行決定在長安街新建辦公大樓時，耄耋之年的陳紘再次出面與貝聿銘接觸，以真情感動了已準備退休的貝老，貝老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貝老獨具匠心的設計為北京又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走在長安街上，看到中國銀行總行大樓，我們禁不住會懷念陳紘─這一位與國家命運興衰，與金融事業發展息息相關的銀行家。

　　德高望重的愛國者

　　1980年香港外匯銀行公會的理事會行將改組，當時該公會實為英資銀行掌權，華資及中資銀行代表即使面對各種不利的動議也不敢提出異議，而身為港中行代表的陳紘卻一直敢於直言、據理力爭，是首位為華資及中資銀行爭取平等的人。當時，陳紘與公會主席銀行─渣打銀行Mr. Brown進行多次商議，並通過港中行的推薦，終於為南商爭取到席位。1981年香港銀行公會成立之際，南商遂成為全港70餘家中外銀行中首屆理事銀行中的七家理事銀行之一。當時同在公會的黃克立先生就說過「在銀行公會英國人說一無人會說二，港中行的陳紘是第一個為華資爭取平等的人」。

　　陳紘在香港社會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直受到國家領導人和有關方面的重視。1982年6月13日，他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要他翌日赴京，到達北京後才知道是參加鄧小平主持的座談會。會上，鄧小平向與會者宣告了中國政府決定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消息，這是由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宣布此事，引起了與會者的震驚和喜悅。座談會上，陳紘對香港平穩過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深圳是港人回內地的必經之路，可以把深圳作為窗口以便港人更好地了解內地。

　　1985年，年屆72歲的陳紘獲准退休，繼續擔任港中行顧問。1995年南商董事會委任陳紘為南商董事，直至2001年10月中銀集團重組。

　　陳紘自1978年開始擔任第五屆廣東省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任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並連任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陳紘一生為人正直，為中銀服務了半個多世紀，殫精竭慮，公而忘私。他出身名門望族，卻沒有貴胄的跋扈張揚；身居高位，卻平易近人；畢業於英國劍橋，學富五斗，卻從不好為人師。他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中，一直尊奉「忠孝只嘉名，非愚無以盡實際，聰明原美質，守正方不入歧途；忠恕儉勤治國齊家無二理，經史子集修身養性在其中」的家訓，是一位愛國愛港的銀行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更是全體中銀人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