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首相突然出現在中國駐日大使館舉行的國慶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會上，既突兀卻又很正常。

　　突兀的是，中日關係交惡已久，安倍第二任期的這五年，要負主要責任。安倍首相「突然」現身的確令人意外。但正常的是，畢竟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5周年慶，安倍到會祝賀也合乎邏輯。何況，15年前日本首相也這麼做過。

　　這一舉動，確切地講也可以視為安倍的善意。中國政府也給予積極回應，外交部長王毅稱這是好消息。但是，王毅也強調，希望好消息之後不要跟着壞消息。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安倍多次對華釋放善意，中國都認真對待，但是隨後這些善意又被安倍的反華立場沖得煙消雲散。

　　難以相信的安倍政府

　　中國看到的是一個難以讓人相信的安倍政府。安倍釋放的善意在中國看來也都成了機會主義的外交把戲。可以說，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當美國放棄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後，日本成為糾集反華地緣政治同盟最積極的那一個。

　　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日本也是最頑固和最忌憚中國的國家。在特朗普政府和中國達成諸多貿易共識，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表現出興趣的時候，日本依然對中國懷有深深的猜忌，對新經濟周期全球新秩序的來臨有深深的恐懼，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秩序中的作用，充滿懷疑、擔憂、迷茫而且排斥的複雜心態。

　　安倍「突然」出現在中國駐日大使館，希望這次的善意是真的。希望安倍對中國對其提出的深化中日兩國互惠關係的建議也會倍加重視。安倍提出了很多願望：希望今年年內舉行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實現李克強總理訪日，希望明年自己能夠訪問中國，邀請習近平主席在明年下半年訪問日本。他認為，日中加強合作不僅對兩國自身具有重要意義，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也不可或缺。今後願基於戰略互惠關係的思路，為推動日中關係發展作出努力。

　　安倍的上述願望，對中日關係而言並非結構性難題。因為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90年代中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日關係在面臨歷史、領土、台海等諸多矛盾時，都能求同存異，將兩國關係推向深入發展。只是近兩個十年來，伴隨着中日兩國國力的此消彼長，日本這個曾經的亞洲老大對中國的崛起不淡定了。不僅沒有了「老大」的底氣，反而有了成為「小弟」的落寞與不服氣，反華成為日本的主旋律。

　　以安倍2012年第二度任首相為標誌，釣魚島主權之爭成為惡化中日關係的導火索。歷史問題再次激化，攀附美國的安倍政府也急速右翼化，以修憲為基礎的日本「正常國家化」，迎合了日本社會的右翼思潮，安倍也堅定了右翼意識形態，並成為配合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忠實急先鋒。

　　美日針對的對象都是中國，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迅速演變為建交以來的最差。2014年，安倍出席北京APEC會議時，中日兩國達成「四點共識」，中日關係開始緩慢回穩。中日兩國領導人開始在國際多邊場合進行不那麼深入的交流，但中日關係又屢屢被安倍的不友好言行所傷害。

　　日本需摒棄機會主義

　　安倍的願望要實現，特別是實現中日兩國領導人互訪，關鍵在於安倍得讓自己的善意變得更真誠和篤定，才能願望成真。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正面臨着內外交困的難題。在日本國內，安倍為了擺脫兩個「學園醜聞」帶來的消極影響，利用改組內閣提升的民意宣布解散眾議院。此舉引發了在野黨的嚴重反彈，一方面是批評其違憲和為了權力而不顧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則是促使了以右翼新星小池百合子為核心的在野黨聯合。10月22日舉行的大選，安倍能否保住自民黨和公明黨的聯合執政權，還面臨着變數。

　　在外交上，美日關係雖然還是同盟，但相比奧巴馬時代已今非昔比。而且，朝鮮核導危機的發酵，讓日本國內陷入前所未有的核恐慌中。在此情勢下，安倍「突然」現身中國駐日大使館，向中國發出改善關係的積極信號，自然有為自己解困的意味。

　　安倍「利用」中國紓解內外交困，中國並不介意。中國希望的是，安倍首先不能說一套做一套，給中日關係帶來更多信任赤字。安倍說得再好也沒有用，日本需要摒棄機會主義，才能讓中日關係登高望遠。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