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今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兩大區域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將與「雄安新區」形成「一南一北」兩套新的區域發展試驗方案，其未來景象都是值得期待的。

　　目前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九個城市，加上港澳兩地的經濟數據如何媲美世界其他三大着名灣區。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身就是「錦上添花」，其經濟發展的樂觀性是很確定的。但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只是簡單地「優化」目標，顯然會低估這個國家級戰略給我們帶來的想像空間。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意義至少有三個層面。

　　第一層：經濟意義

　　第一，有利於做大做強廣東經濟，拓展港澳經濟發展空間。眾所周知，珠三角製造業在國內甚至全球的影響力，一大部分歸功於香港的產業轉移和直接投資。珠三角製造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在逐漸轉型升級，傳統的單純借助外力進行簡單的產品生產時代已經過去。珠三角地區正處於製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的中級階段，需要與港澳地區聯動，才能獲得更多的優化發展機會。

　　而港澳兩地仍面臨土地不足、人口密集、經濟結構較為單一和服務業發展較為緩慢等主要問題。因此，港澳地區如果局限於本地市場和人才，持續競爭力將無可避免走低。與新加坡、迪拜、芬蘭等微小經濟體不一樣，港澳地區最大、最核心、最不可被替代的競爭優勢就是背靠內地市場。因此，通過與珠三角的更緊密合作拓展內地市場，是港澳地區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的不二法門。

　　第二，有利於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輻射帶動功能。廣東一直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先行地，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外向型經濟建設的橋頭堡，可以發揮綜合性的區域輻射作用。

　　首先就是可以輻射珠三角周邊的粵東西北等欠發達地區，通過聯合產業園、經濟飛地、姊妹城市聯盟等模式，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其次可以輻射帶動泛珠三角地區，在「9+2」經貿合作論壇的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為泛珠三角其他省份提供了集聚經濟和資訊的平台，能進一步增強跨省份經貿合作的效果。最後是引領內地企業走出去，率先對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在一批央企在海絲沿線布局港口碼頭公路的同時，很多廣東民營企業已經積極在東南亞國家投資設廠，粵港澳大灣區將在境外工業園區建設和運營、旅遊醫療教育合作、金融和專業服務業投資方面具有厚實的基礎和比較優勢。

　　第三，有利於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的改革創新引領作用。國家在「十三五」期間的重點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發展新動能，助推中國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粵港澳大灣區無論在營商環境還是產業基礎上，都具備引領全國的能力。特別是香港和澳門作為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全球城市」，能為國家服務業發展提供多樣性的先進經驗；珠三角作為多樣化的傳統製造業集聚基地和新興產業發展基礎，在製造業轉型升級和產業培育上可提供更多更快的資訊。如目前處於雛形的香港─深圳─東莞三地協同形成的「人工智慧產業」，將有可能成為全國創新型經濟建設的標本。

　　第四，有利於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點加快對標國際，提升中國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議題提出之前，2015年廣東自貿試驗區三個片區已經掛牌。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就是通過對標國際貿易投資規則，以開放倒逼改革，塑造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粵港澳三地進一步擴大開放，匯聚全球更多的創新要素資源，有利於打造更高水準的國際經貿和科技合作新平台。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通過城市群規劃建設，可實現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共用，達到「1+1+1>3」的效果。未來城市的國際競爭力之爭，將是城市群實力之爭。

　　第二層：社會意義

　　開放、包容、創新、共用、協同是灣區經濟的重要要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核心是打造優質生活圈，「民心相通」尤為重要。粵港澳三地市民同宗同源，風俗語言相通，民間往來一直頻繁。但是，目前港澳地區社會民間層面對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社會價值認識不夠，部分港澳居民在觀念和理念上對三地的進一步深化合作存在疑慮，擔心在區域協同整合中失去自身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社會意義，就體現在通過通關、社保、醫療、教育、休閒生活等制度安排，讓三地市民共享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福祉。

　　第三層：政治意義

　　在市場經濟方面，粵港澳三地傳統的「前店後廠」局限顯現，然而CEPA推行效果亦不理想，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也處於剛起步階段。粵港澳三地深度合作的最大障礙仍是「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問題。粵港澳三地制度屬於平行主體，事權有限，很多具體政策需要國家有關部門授權，以往的合作機制難以發揮有效的協調功能。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難度較世界三大着名灣區高。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上升為國家戰略後，以國家發改委作為牽頭單位，發揮其引領和推動作用，有利於協調好粵港澳三地內多中心城市的定位、分工和矛盾。「一國兩制」踐行20年，開始進入深水區。而粵港澳合作又有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最後一個重要意義就體現在：成功構建「一國兩制」下區域協同發展的世界樣本。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經濟學博士後，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