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反對派活動分兩方面：一方面，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在大學校園惡性膨脹搞「港獨」；另一方面，以「泛民」為主力，準備明年三月立法會四個議席的補選。

　　反對派初步決定，將支持四名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國雄、羅冠聰、姚松炎、劉小麗參與立法會補選，反映三點考慮：第一，表達對特區司法機構裁決的不滿；第二，展示反對派團結；第三，測試香港政治生態經歷特區司法機構對反對派不利的判決後，是否起了變化。

　　有意思的是第三點。反對派推舉其他人士參與立法會補選，也可以測試香港政治生態是否變化，但測試效果顯然不如利用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者再度參選。

　　然而，根據特區法律，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六人，不可能都取得再度競選的資格。將會發生的實際情況很可能是，若干被取消議員資格者和若干反對派新人，與建制派競爭議席空缺。補選結果，就測試司法機構判決對政治生態的影響而言，準確性會不如假如反對派僅支持被取消議員資格者參與補選。但是，對於測試反對派是否仍大體維持地區直選六成優勢，仍將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基礎

　　對於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來說，首先，必須以大無畏氣概對待即將到來的立法會補選。面對六個議席空缺分兩次補選，必須立足於完善自己的政治綱領和重要公共政策主張，進一步加強內部協調，更加深入社區，更加密切聯繫社會各界，爭取盡可能好的補選結果。

　　其次，必須充分估計，香港政治生態向着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這一目標轉變，是非常艱巨和十分複雜的。

　　香港的人口結構，是對香港政治生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一八四一年一月，英軍佔領香港島，五月對香港島居民進行調查，有關書籍記載為七千五百人，絕大多數是漁民，那時，香港是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據夏思義（Patrick H. Hase）所著《被遺忘的六日戰爭》（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記載，一八九八年新界被納入英國管治時有逾八萬人居住；香港在一八九九年有逾二十五萬人口。目前，公認的說法，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香港約有兩百五十萬人口。據港英政府的統計，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管治香港最後一天，香港有六百五十萬人口。

　　這一系列人口數字說明什麼？說明香港是被西方文化薰陶而發展起來的，一代又一代中國籍香港居民是受西方文化薰陶而綿延壯大的，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他們的世代，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內地的制度，有着難以改變的負面觀點。加之，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貫穿至七十年代初，其間因為「冷戰」，香港被人為與內地區隔。換言之，西方不僅給了大多數香港居民以「腦袋」，而且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而給了大多數香港居民以「錢袋」，進而，鞏固和強化了不少香港居民對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信仰。

　　這一切規定了，自一九九一年香港立法機構開始有地區直選以來，為西方支持、替西方效命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長期獲得約六成選票、長期佔據立法機構地區直選多數議席的政治格局。

　　目前，五名經地區直選當選特區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的反對派被取消議員資格，是因為他們的行為逾越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底線。特區司法機構維護「一國兩制」的法律底線，捍衛香港司法秩序，必定促使曾經投票支持這幾名反對派的香港居民（選民）反思，其中一些人很可能改變對本土激進分離分子的支持，在這樣的意義上，有利於香港政治生態向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這一目標轉變，但是，不足以推動香港政治生態實現那樣的轉變。

　　加快經濟轉型改善民生

　　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施政，務必加快經濟轉型，加快民生改善，讓大多數香港居民盡快產生在「一國兩制」下的獲得感。

　　特區既往二十年經濟和民生取得一定成就和進步，但是遠不夠。香港不僅已被新加坡超越，而且很快將被深圳超越。二十年前的香港，大多數青年有能力置業。今天香港大多數青年望樓興嘆。二戰後，在「嬰兒潮」時期出生者，二十年前正當盛年，而今基本加入退休行列，但相當一部分難以安享晚年。香港沒有財政能力支撐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是，香港的老人必須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懷。經濟和民生息息相關，必須是特區未來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二十年施政的「重中之重」。

　　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立法會議事規則應做適當修訂，以利於政府政策落實。在立法會補選中，建制派應堅決與反對派比拼公共政策水平。尤其，必須堅信香港政治生態必定轉變為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因為，西方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正在經歷近五百年來空前全面深刻危機，全球重心正在加速向東方轉移，國家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