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四個議席已定於明年三月進行補選，反對派也在積極備戰，日前更宣布將於十月一日舉辦所謂「反政治打壓，袁國強下台，反威權大遊行」。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透過覆核刑期令16人入獄，對香港的法治和法律制度響起警號，如今法律已淪為北京威權管治香港的工具，故此港人要趁「十一」上街，反對威權管治雲雲。一眾社運人士也紛紛呼籲市民上街，矛頭直指袁國強。

　　然而，黃之鋒、羅冠聰等人的刑期是法庭依法作出的判決，袁國強只是提出覆核刑期，決定權在法庭手上，這就是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司法獨立。現在多名社運分子入獄，既是自作自受，也是法庭作出的判決，反對派發動一場針對袁國強的遊行，不但是名不正言不順，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針對律政司枉作小人

　　反對派自己也知道裁決與袁國強無關。一方面他們不敢再發動針對法庭的遊行示威，上次針對法官的遊行，表面聲勢不小，但已引起不少市民反感，尤其是中間市民，甚至連兩個律師會也不支持反對派的所為，如果反對派繼續將矛頭指向法官，只會進一步引起民意反感，於是便將矛頭指向袁國強。另一方面，反對派以為向政府施壓，能迫使律政司不再覆核刑期，以社會服務令了事，但袁國強竟然繼續上訴，要求糾正輕判，最終更成功改判，袁國強的「不識時務」自然引起反對派反感，要除之而後快。

　　值得留意的是，反對派這麼多日子不選，偏要選在十月一日國慶日發難，明顯是別有用心。等如在辦喜慶之時，製造麻煩破壞氣氛，這是相當惡劣和敵意的行為。反對派故意在國慶日發動一場反政府遊行，不但是針對袁國強，也是針對中央政府，要在香港各界慶祝國慶當日向中央「施以顏色」，暴露反對派扭曲的「反中」思維。過去，屢屢選國慶日鬧事的主要是社民連、人民力量、前學民思潮等極端組織，現在連民主黨等也要在國慶日搞事，說明反對派有愈走愈激進的趨勢，結果只會是走進死胡同，輸個精光。

　　毋庸諱言，反對派的「十一遊行」根本是一場沒有必要、沒有意義、沒有理由的遊行。法庭已經就案件作出了判決，判詞亦已發布，反對派如果不滿可以上訴，通過司法手段處理，而不是輸打贏要，官司有利時就高叫司法獨立，判決不利時就批評法官，甚至埋怨律政司不應上訴，請問這是什麼法治精神？這次遊行的意義，難道就是要求律政司以後都要自綁手腳，不能對違法者檢控、不能上訴，要對這些遭判決者從輕發落？

　　上訴庭早前已就新界東北案頒下判詞，花了不少篇幅談論「公民抗命」，強調「公民抗命」涉及犯法手段，違反香港基本法，不能以此為開脫罪行的解釋；並指被告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所為不符「公民抗命」的精神，而是罔顧法律，並以暴力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的擾亂行為，故不是輕判的理由。

　　法庭的判決再次重申一個原則：法律只認同和保護合法的權力與自由，違法者無論犯案動機多麼崇高，都不是求情及輕判理由。「公民抗命」涉及犯法，因此不能以「公民抗命」作為開脫罪行的解釋，法庭更會判處具阻嚇力的懲罰。即是說，就算律政司這次不作出覆核，法庭也會針對同類案件作出具阻嚇力的判決，反對派針對律政司的行動，完全沒有必要，也是枉作小人。

　　準備補選大打「悲情牌」

　　反對派「十一遊行」的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見，遊行目的並非是所謂尋求公義，而是為即將進行的補選作準備。一方面繼續炒作一些社運分子的入獄，企圖將他們塑造成所謂的「抗爭英雄」，為他們戴上各種政治光環。「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來港時，多次高度評價這些抗爭者，也有為他們「背書」之意，目的就是製造悲情效應，以便在補選中大打「悲情牌」，鼓動反對派支持者在補選中踴躍投票，協助他們及其政黨「重返議會」。

　　另一方面，反對派也為製造新的政治議題，樹立新的「政治稻草人」。反對派在選舉中從來都主打負面戰術，不在乎提出什麼政綱建議，而是着重樹立敵人、炒作議題、挑動對立、渾水摸魚。然而，現在政改議題已經擱置一旁，打了多年的「政改牌」已經不合時宜，再加上林鄭月娥上任後一直保持較高民望，並陸續推出各項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得到市民的認同，反對派要將林鄭作對手，由以往的「反梁」變「反林鄭」，恐怕只會吃不了兜着走。於是，決定藉司法議題發難，利用一些社運分子入獄大肆炒作所謂司法不公、政治打壓，並將矛頭對準律政司司長，於是才有了這一場「十一遊行」。

　　不過，反對派恐怕打錯了算盤，司法制度是香港的基石，司法獨立更是不容衝擊，反對派先後發動針對法官及律政司的遊行，等如是公然衝擊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經引起市民的反感。而將司法作為補選議題，更難以引起市民共鳴，不可能得到市民的支持。其實，這一場補選的真正焦點只有一個：反「港獨」。反對派敢在這個議題上接招辯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