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連續宣判了兩起上訴案：一是因新界東北發展爭議而衝擊立法會案，二是「佔中」發生前羅黃周三人煽動衝進政府總部前地（所謂「重奪公民廣場」）案。兩宗案件都涉及暴力或鼓吹暴力成分，但在原訴庭判決時，被告均只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律政司認為量刑錯誤而上訴，上訴庭支持律政司的意見，為被告加刑，分別監禁六到十三個月不等。

　　套上「光環」 繼續行騙

　　判決一出，「泛民」與反對派都群起而攻之，認為香港「司法已死」。其實，兩起案件中，上訴庭的判詞都有理有據。或許刑期是否過長仍有爭議（也有認為不足，見後），但原訴庭判罰過輕實毫無疑問，上訴庭處以即時監禁是合適的刑罰。所謂「司法已死」，不過是反對派編造的煽動情緒的說法。沒有理由同一個司法體制，判緩刑的時候就說「正義」，判監禁的時候就說「司法已死」。無論誰都應該跳出這種立場先行的思維。

　　至於有的傳媒聲稱他們是「政治犯」，這更沒有根據。他們觸犯法律的事實與理據俱在，在原判的時候已經把他們定罪，現在不過是對原先罪名重新量刑，並沒有改變其定罪性質，何以當時沒有人說他們是「政治犯」，現在又給他們加上「政治犯」的光環？

　　兩案件的被告大部分都是青年，客觀而言，他們中很多人對香港都有一份「熱情」，大部分也不是「天生反骨」，現在年紀輕輕就被判入獄，未免有點可惜。他們這股熱情，如果被正確引導，本來可以成為社會棟樑之才，他們為何走上這條道路更值得深思。

　　筆者認為，教育與輿論是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香港的教育體系非常複雜，學校有官立、政府資助、直接資助及私立四種，後兩者的教育相對而言非常自由。政府對它們教什麼與如何教等問題，只有原則上指導的權力，干預空間不大。由於歷史的因素，香港教育隊伍中最大勢力的是教協，其成員絕大部分抱有「自由派」思想。通識科成為四大必修科目之後，老師過多地注重教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公民教育」，而忽視了「國民教育」。「批判性思維」與「公民教育」都是值得肯定的理念，但任何一種理念推至極致，都會走向反面。本來就處於性格反叛期的年輕學生很容易以為只有「老師教的」那個「批判」角度才是對的，缺乏全面思考，這樣單向的「批判性思考」只能得出偏執的結論。本來，學校應該增加「中史教育」或者「國民教育」作為平衡，但在反對派的鼓動與炒作下，兩者都舉步維艱。「港獨」問題近年在中學甚至小學流播甚廣，引人警惕，就是這種單向強調「批判性思維」的結果。教育問題上的不平衡必須盡快得到糾正。

　　輿論則是更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在反對派光環褪下的現實下，一些「專家、學者、博士、教授」，如戴耀廷、張達明、陳文敏等逐漸取代了他們的地位。一些傳媒為了「平衡」報道，多會第一時間徵求他們的「專家意見」。香港社會長期對「專業人士」過分崇拜，默認他們是「中立、客觀、公正、權威」的，這些陳舊觀念令他們言論的負面作用尤大。

　　反對派操控輿論的模式

　　從這幾年的事態可以看到反對派操控輿論已經建立了基本模式。那就是由「專業人士」先行在報紙、電台、電視台上提出爭議；再由「泛民」政黨組織跟上，通過立法會、新聞發布會等造勢；再於網上呼應，鼓動年輕人傳播；進而鼓動年輕人街頭「抗爭」，形成一套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模式令很多謬論，諸如「基本法說五十年不變，所以五十年後不一定屬於中國」、「終審法院不提請，人大常委就無權解釋基本法」等等，層層放大，得以流傳，對青少年流弊極深，並形成真實的社會衝擊。

　　以前，政黨領袖多數還會「打頭陣」。但近年來，「專家學者」都處於「背後操縱」的位置，「泛民」政黨主事者也只出風頭，衝在最前的都是受他們鼓動的年輕人，「死就死先」。這兩起案件中被告全是年輕人，原因正在這裏。

　　這些「專家」中，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違法只要承擔責任即不算違反法治」、「違法挑戰不公義乃文明社會標記」等謬論最為惡劣。它令年輕人誤解，只要抱有「美好的理想」，就可以漠視法律。這些年輕人在重判之下，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令人惋惜。這令人懷疑，即便是這樣的重判，也無法起到足夠的阻嚇作用。

　　令人遺憾的是，以戴耀廷為首的「佔中」幕後策劃者，本是最應該受到懲罰的人，卻在「佔中」過去後三年還沒有被起訴，一直安然在學校教書，繼續散播錯誤理論。律政司再不加快處理，實在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