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西方人士對媒體所報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超級合併的消息頗為不解。有的乾脆說這是中國在市場經濟改革上的倒退。究竟如何？要說清這件事，恐怕就要從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歷程的三個時期說起。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蘇聯式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從1978-1992年，中國國企改革開始了早期的探索。就在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供職的福建省，早在1984年就有55名工廠廠長聯名給中國政府寫信，要求給他們各自管理的企業鬆綁，給予自主權，不要一切都由一年一度的僵硬不變的計劃來決定產量、品種和銷售額。廠長們的呼籲恰恰就是當時國企改革的主要內容，即針對權力過於集中的嚴重缺陷，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係，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工人的物質利益掛起鈎來。

　　這個時期中國的國企改革背後的「推手」就是當時經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但由於信息不對稱，對企業的約束機制很難規範。這一時期的改革具有鮮明的試錯特徵。

　　國企改革的三個歷程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給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了巨大衝擊。中國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干擾着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國企舉步維艱，重又陷入了發展的困境：負債率高、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情緒低落，虧損增大，甚至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即便是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阻力也越來越大。

　　擺脫生存困境，是國企進一步改革的客觀原因。但如果沒有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推動市場經濟上的堅決與果斷，恐怕國企改革也難以進入第二個時期。這段時期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要解決兩個問題：一、要建立國有企業真正的法人治理結構。拋棄那種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卻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所有權只屬於國家的荒唐認知。二、要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認識到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中國政府把這些改革內容都歸結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不過，要真正使中國的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又談何容易！習近平主席主政之後很快就兼任了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發起了新一輪的國企改革。在這第三個時期，頻頻出台的各類政策措施方案，辦法大體都圍繞三個核心內容鋪開。

　　一個是分類重組。在鋼鐵、煤炭、重型裝備、火電等方面，調整結構、凝聚力量。

　　二是絕大部分國企都要加快改制，今年就要完成公司制改革。這不是在形式上的收尾，而是要做實董事會，健全法人治理結構。

　　三是推動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參與這項改革的國有企業數量要擴大，層級要提升，深度要拓展，員工的持股辦法要加速鋪開。

　　中國把這三大內容簡稱為重組、改制、混改，並且都排出了具體實現的時間表。應該說，在解決產業產品的升級；解決企業生產與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吸引外資）；處理好企業勞資雙方的利益關係上，中國結束了以往進退失序、踟躕蹣跚的狀況。這些當然與習近平的行事風格有關。

　　實現真正市場經濟對接

　　中國國企改革的三個時期告訴人們，這近40年的改革之路，特別是這5年的強力推進，核心內容就是如何使中國的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實現真正對接，這是一個基本的政策指向，完全不存在什麼市場經濟改革的倒退。

　　中國國企改革所以有困難而曲折，與當年按照蘇聯模式搞的工業化是一鍋夾生飯、要實現市場化轉型極為不易有關；與幅員遼闊、存在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有關；與意識形態上的思想保守、對企業法人的確認和對職工持股始終猶豫不決甚至排斥有關；當然更與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有關。但是形勢比人強。引入外部資本和本國資本對外投資的緊迫，都促使中國的國企改革必須加速。毋庸置疑，中央的硬朗作風更會使引入和保護外國資本參與這項改革變得順風順水。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