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決，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因違反基本法第104條以及《宣誓條例》，喪失議員資格（DQ）。區法官的判詞詳細，令人信服。
四位議員被DQ，可以說咎由自取。劉小麗「龜速慢讀」誓詞，事後還在臉書上寫一篇《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以表心跡，她是四位議員中最「抵死」的一位。羅冠聰先在宣誓前長篇大論地說自己不會效忠政權，又表示整個宣誓儀式「已經淪為政權的工具」，自己宣誓不代表認同政權。讀出誓詞時，他又三次用提高聲調讀出「共和國」的「國」字，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質疑與不認同，宣誓之後又立即大喊口號。
「長毛」梁國雄是立法會宣誓「玩嘢」的始祖，這次宣誓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而姚松炎作為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本應有足夠的素養與政治智慧莊嚴地宣誓，孰料他竟然也同樣「玩嘢」，在誓詞中「加料」，令人大跌眼鏡。
立法會宣誓應該莊嚴與真誠，即便人大常委會沒有釋法，這也是「宣誓」這個詞所附屬的內涵，正如區法官在DQ梁游時所言，無論有無釋法，結果都是一樣。既然不莊嚴不真誠就會被DQ，這次四人用上了梁游沒有用上的理由，說自己「沒有不莊嚴、沒有不真誠」，又說莊嚴與真誠沒有「客觀標準」，依靠主觀認定有違法治精神雲雲。這顯然是把大眾與法官當作傻瓜。
有足夠理由被DQ
判案不是做數學題，凡是判案都嚴重依賴法官與陪審員的主觀判斷。比如某個證人是否可信，某個證據是否有力等，都沒有嚴格的客觀標準，正要靠法官與陪審員依靠常識去判定。只要心態持平，這四位「已完」的宣誓，是否真誠、莊嚴，自有公論。
又有人認為，這些議員（特別是梁國雄）以前也「玩嘢」，都沒有被DQ，這次是根據「事後」釋法才被DQ，與法治精神不符。這種說法需要認真駁斥。
首先，雖然判詞中引用了釋法，但釋法不是唯一根據。事實上，這個案件可以與DQ梁游案件相提並論：即便沒有釋法，也有足夠理據DQ他們。釋法不過更加強理據而已。
其次，釋法不是立法，有追溯力。這即符合法理，也在劉港榕案中被法官所肯定。因此，在「理」的方面，即便釋法作為DQ的唯一理據，也是站得住腳的。
第三，陳弘毅教授提出，釋法的這種追溯力，與法律應該讓市民有「合理期望」相悖。他認為以前梁國雄等沒有被起訴，因此在「情」方面，值得商榷。這種說法原則上乍看上去有理，但具體在這次DQ事件上，卻經不起推敲。
在2004年梁國雄就立法會宣誓申請司法覆核，夏正民法官的判詞中寫明宣誓不能改變誓詞。梁國雄敗訴，需要重新宣誓，完整讀出誓詞。這個判例雖然沒有明言，但支持了「宣誓必須莊嚴」的立場。
此後，法庭未有處理有關宣誓的案件。梁國雄等人用自己的「玩嘢」方式宣誓，以前在立法會被承認宣誓有效，這只能被視為立法會的「陳規」，而不能視為法庭的「判例」。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普通法系統中，「判例」有重要的立法意義，但「陳規」最多只有參考價值。兩者的法律效力截然不同。簡單說來，在法庭上，法官不一定要根據「陳規」判案。
此外一個法律常識就是，檢控官在一個事件中沒有提出起訴，不等於在另一個同類事件中不能提出起訴。比如，一群人亂過馬路，檢控官可以告其中個別人，而被告不能用為什麼「告我不告他」作為抗辯理由。所以，以前律政司沒有「揸正來做」，不等於現在不能「揸正來做」。
最後，這些議員是否沒有「合理期望」，也值得爭議。因為從7月立法會選舉報名開始，政府已經不斷指出，這次會嚴格按照基本法與法律辦事，「揸正來做」。在報名時，要填額外的表格，說明已經知道選舉立法會議員必須擁護基本法。此後，因為選舉主任無法確信一些候選人真誠擁護基本法，而取消了他們的參選資格。這已經給出非常強烈的信息，「玩嘢」會被DQ。
應否「回水」可再考慮
在立法會宣誓前一兩個星期，政府多次發出呼籲，希望議員不要在宣誓上「玩嘢」，表明會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政府多次呼籲，這些議員不當一回事。反而可能因為逆反心態，用比以前更「激」的方法宣誓。這才有六位議員被DQ的事發生。考察這個過程，不能不承認，其實政府已經給足合理的心理預期，但議員一定要以身試法，當然只能頭破血流。
雖然一下子DQ了四人，對「泛民」打擊很大，但「泛民」把情緒發泄在林鄭身上，又嘗試用「拉布」「拖垮政府」，可謂無理取鬧。這些議員犯錯在先，咎由自取，控告他們有理有據，而且在林鄭上任前，早已進入司法程序，這次判案的是法官而不是林鄭，難道要特首違反法治原則，干預律政司的辦事程序或者法官的裁決嗎？
現在可以爭論的，只有政府是否應該追討訴訟費與立法會是否應該要求他們「回水」兩件事。前者，此事是因為這些議員的錯誤做法而引起的，而且如果他們主動承認錯誤，就可以避免大筆堂費，但他們沒有這麼做；因此，納稅人的公帑理應讓這些議員負責，政府應該追討費用。而後者，則商量的餘地更大，因為他們與其辦事處的職員，畢竟也工作過大半年的時間，薪酬與議員活動已經使用的費用，還是可以考慮是否要追回。相信政府與立法會會有合適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