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香港百年發展的里程碑無一不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和事件息息相關。正是秉承兢兢業業、勤耕細作的實幹精神，中銀香港在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事業中，不遺餘力為中華民族的自強與復興作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銀行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1950年1月，時任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先生在香港眾多中資金融機構中率先擁護和接受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領導，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讚揚。同時，也推動了東南亞、倫敦等中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陸續回歸，並帶動了香港其他中資金融機構起義。

　　新中國外匯市場的要塞

　　朝鮮戰爭中，中國銀行在港機構發揮香港資訊發達的優勢，及時向人民銀行總行和中行總管理處報告香港市場動態，包括香港外匯頭寸、美國加強貿易管制、銀行收縮信用、在港貿易困難等情況，為國內「反封鎖、反禁運、反凍結」提供了一手資料。

　　為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的經濟封鎖和物資禁運、擴大僑匯收入，港中行還設立了華僑服務部，開辦各類服務華僑客戶的業務，依託中行與內地機構，增加內地通匯點，方便僑眷和僑屬匯款；同時，港中行還為經香港過境的僑胞提供代購車船票和機票的服務。可觀的僑匯業務，為國家外匯需求提供了重要來源，幫助國家克服了外匯短缺的困難。抗美援朝期間，港中行及姊妹行在沒有硝煙的金融戰場上也書寫了一個個傳奇故事。

　　寶生銀行是中銀香港2001年重組時的成員行之一，其前身是寶生銀號。1950年，寶生銀號在美國一家銀行持有美元帳戶，由於美國對新中國禁運，時任寶生銀行經理的張錫榮預感我方資產將會被凍結，於是在中立國瑞士一家商業銀行開立帳戶，逐步把美國帳戶款項轉去1050萬美元，只留下8萬美元。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果然凍結我方資產。但所幸該款項已經及時從美國轉移。為了安全起見，張錫榮連續3次指示瑞士的商業銀行買進30萬盎司的黃金存放在巴黎。之後，又將黃金悉數運回香港，抵達香港時，這筆黃金的市價已經升至1200萬美元。一個月後，美國在瑞士的商業銀行查到寶生銀號美元戶口，結果只剩下8000美元。中銀香港在新中國外匯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可見一斑。

　　隨着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到20世紀後期，港中行已經成為香港本地銀行業中令人矚目的一員。1982-1997年，在長達15年的香港回歸祖國過渡期內，正值內地改革開放，加快發展時期，外資特別是港資開始進入內地投資，經濟蓬勃發展，中銀香港積極引進外資、支持國家改革開放大業，擔當起智囊和穩定器的角色。

　　回歸過渡期的金融穩定器

　　1982年6月中旬，鄧小平接見香港代表團，對外宣布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主權，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定。隨後，有關方面委託中國銀行研究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港幣地位問題，中國銀行專門成立了調研小組，經過與港中行和其他駐港機構及當地專家共同研究，提交了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後「三個保持」、「兩個改善」、「兩個穩定」和「一個控制」的建議。

　　1982年，中英兩國政府開始就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問題展開磋商。國際市場對香港前途存在較大疑慮及擔心，投資信心動搖，英資怡和財團遷冊，移民潮湧現、專業人才大量流失，港幣在1983年10月實施聯繫匯率之前被持續拋售，匯率一度暴跌，股市及資金市場大幅波動。在險惡的環境下，港中行憑藉國家及母行的堅定支持，以及自身積累多年的市場實力以及熟悉香港市場、了解香港社會的獨特優勢，在穩定社會、經濟、市場及投資者信心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先後配合政府應對了1983年的港幣大跌和1987年股市崩盤，阻止了20世紀90年代初銀行擠提風潮的蔓延，擊退了金融大鱷在1997年回歸初期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猛烈衝擊。

　　同時，為顯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提升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影響，中國銀行決定興建中銀大廈。1985年4月18日，中銀大廈正式破土動工，1990年5月落成啟用，成為當時美國以外的最高建築，也成為香港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