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觀點：特區第一位行政長官如果不主動要求中央同意香港與內地簽署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協定，「一國兩制」就不至於演變成如今模樣。持這一種觀點者，懷念特區第一個五年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只講「兩制」忽略「一國」的情景。持這一種觀點者分成以下三類：

　　一類是一部分定居香港的外國人，他們要求香港保留與中國內地在意識形態上的區別。今天，中國內地若干大城市的某個區域，例如上海的外灘和浦東金融區，硬件堪比香港中環，但是在意識形態上仍有頗大差異。願意視香港為家的外國人，看重的就是香港的文化滲透西方氣息。

　　另一類是深受西方意識形態薰陶而本身職業毋須依賴或依託內地的香港居民。無論他們是否擁有外國籍或外國居留權，這部分人看重香港與內地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不亞於前一類人，他們在香港本地謀生甚至發達，可以不受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羈絆，使他們十分珍惜香港文化的西方品味。

　　還有一類人是一部分青年，他們不同於前兩類人，在特區第一個五年時尚未成年，卻因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升學、就業、升職、置業等一系列事情上頗不順遂，而附和以上兩類成年人的觀點。

　　上述三類人持同一種觀點，提出來兩個需要回答的問題：（1）2003年6月香港與內地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究竟是個別人士的意志行為抑或時勢使然？（2）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問題，與「一國兩制」是怎樣的關係？

　　融入國家經濟不可逆轉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特區第一位行政長官尊崇香港傳統核心價值。他在香港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後主動要求中央允許香港與內地建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安排，完全是順應當時經濟全球化大勢，切合香港經濟復甦和發展的需要。他是一位具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明白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香港無法單打獨鬥。他不是不明白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會遭遇習慣勢力的強烈阻撓和反對，但是，他明白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承擔開拓性使命。

　　上世紀最後三十年，人類進入有史以來名副其實全球化的階段。1971年第一台個人電腦問世，開啟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嗣後，光纖電纜用於通信，開啟現代通信技術革命。兩大技術革命相結合，產生互聯網。比爾．蓋茨稱，互聯網是人類終極大市場。以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及相關產業為基礎，發達國家開始邁入「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是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徵。

　　香港作為一個小而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前依託內地而生存，儘管在1841年1月以後她落入了英國管治。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香港被人為地阻止與內地聯繫，完全依靠西方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開始，香港不僅恢復而且迅速拓展與內地經濟聯繫，尤其至九十年代中，香港絕大多數製造業廠商遷至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與香港服務業形成「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是CEPA的濫觴。

　　必須指出的是，第一位行政長官提議香港與內地建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安排時，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重整尚不明朗。而今，人類正經歷近五百年來的空前巨變，人類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已昭然若揭，香港經濟必須也必定融入國家主體經濟是既不可逆轉，也無法阻擋。

　　以上前兩類人不能也不願意接受事實，他們固然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但香港大多數居民的生計，香港這座城市的前途和命運，不可能脫離國家。

　　深層次問題須及早解決

　　香港政治矛盾，是倫敦因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九七」前於香港匆匆推行「還政於民」的代議政制而造成。香港經濟轉型蹉跎，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則同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有莫大關聯。

　　長期以來，有些人一直以為，「一國兩制」保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包括上世紀七十年代產生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正是這種食古不化的態度，阻礙特區前三屆政府採取政策措施推動經濟轉型。試問：這樣的態度與「一國兩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嗎？

　　十多年前，中央政府就曾當面提醒香港特區第二位行政長官注意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如果從特區第二位行政長官開始就注意抑制貧富差距（請注意：不是要求消除貧富差距），試問：今天香港會面對如此惡劣的階級對立嗎？

　　顯然，「一國兩制」的執行，與「一國兩制」的制度是兩回事，不能把執行「一國兩制」的缺失，歸咎於「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更不能因為前者而阻撓和反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