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粵港澳大灣區可借鑒兩地在金融方面的互聯互通機制，先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難及相應對策，然後以先易後難、複製成功經驗的方式不斷推進，例如中證監、港證監，以及港、滬、深三地交易所先後推出的「滬港通」、「深港通」，以安全可控、行之有效作為首要目標\資料圖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灣區」的概念對於經濟學者，以及長期關注經濟發展的香港廠商一點都不陌生。如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很值得探究。\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港博士

　　凡是港口城市與城鎮所構成的經濟「集群」，基本都可以稱之為「灣區經濟」。日本東京灣區就是一個以製造業、重化工業為主「灣區經濟」，也是日本能源基地、國際貿易和物流中心，單是這個地區的生產總值（GDP）已經佔全國總量的四成。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三藩市灣區，以硅谷為高科技研發及產業發展中心，擁有全美第二多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也是美國西海岸重要金融中心。

　　三地存差異 統籌是關鍵

　　李克強總理所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是指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城市，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形成，所涉及的地區不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合作已久，更是超過350萬香港人的故鄉，經濟及歷史關係早已密不可分。

　　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曾指出，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為1.36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年輸送量超過6500萬標箱，機場旅客年輸送量達1.75億人次；廣東目前已與港澳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面對全球經濟保護主義加劇、「一帶一路」倡議日見成效的現實環境，粵港澳三地確有需要借鑒美、日、澳等地的「灣區經濟」經驗，追回珠三角城市群發展增長相對其他地區落後的局面。

　　自香港回歸以來，諸多促進兩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概念、文件與機制陸續出台。以粵港合作為例，最初就是以粵港聯席會議作為平台。時至今日，香港特區政府參與內地區域合作的平台已包括：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深港合作會議、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滬港經貿合作會議、京港經貿合作會議、港澳合作高層會議，以及閩港合作會議等至少七個平台。

　　雖然有關會議討論的合作範疇十分廣泛，包括跨境基建、促進人流物流的便利措施、商貿投資推廣、環境保護、資訊科技、城市建設、旅遊合作等，但受不同因素所限，香港回歸以來能成功落實只有港澳珠大橋、深圳灣口岸、廣深港高鐵、蓮塘口岸等幾個大型基建項目。筆者認為，若想要「粵港澳大灣區」較之前的計劃更有成果，關鍵在於運作機制完善，並能讓普通市民受惠。

　　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三個地區的統籌協調工作是一大挑戰。相較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是三個相互獨立的關稅區，城際交通、公共服務機制和對生態環境各有不同，區內整體合作與創新程度較淺，特別是跨界設施銜接不足、不夠通暢，單是廣深港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已遭到阻撓。上述方面，都不是粵港澳三地可以自行解決的事情。

　　打造典範項目增加互信

　　在筆者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可借鑒兩地在金融方面的互聯互通機制，先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難及相應對策，然後以先易後難、複製成功經驗的方式不斷推進，例如中證監、港證監，以及港、滬、深三地交易所先後推出的「滬港通」、「深港通」，以安全可控、行之有效作為首要目標。粵港澳三地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時，中央需設立國家層面的統籌機制，全面協調該灣區的長遠發展與合作，共同突破當中難題，可重點在貿易、資金和基礎設施方面率先做到互聯互通，並同時推進到社會、民生領域。

　　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的政制與內地事務局的定位，有必要從目前只是聯繫、推動的角色，轉變成幫助特首及政務司司長落實督導各項工作的「總秘書處」的角色，定期向行政長官及行政議會匯報。與此同時，需要做好政策研究及倡議、公眾參與與宣傳等工作，以增加市民對粵港澳三地融合的了解與支持。

　　若想讓粵港澳三地民眾都能分享到大灣區戰略的成果，香港特區政府需要盡快進行大型調查，了解香港市民在兩地交往過程中的真實需求是什麼，特別是在外界較為關注的就業、就學、醫療、養老等領域。特區政府應以需求為導向，先行開展好專項規劃，盡快落實。

　　此外，相關部門需要做好位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設計，以及妥善處理出入境、科研資助互通、人員居住等各個方面，務求將「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打造成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典範項目，令青年學生有新出路、廠商有新投資機會、粵港澳三地之間有共同克服制度障礙和增加互信的經歷，以這個最佳範例來推進粵港區大灣區的整體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