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外溢效應，有四層含義：一是，個人或組織的行為對別人或別的組織所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二是，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問題對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三是，在實行某項政策的地區對另一個沒有實行該項政策的地區所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四是，在實行某種制度的地區對另一個沒有實行該制度地區所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

　　從二○一四年開始試點實施的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是否對周邊地區有積極的制度影響？無疑，二○一五年作為第二批試點的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外溢效應，顯得特別有意義。因為，廣東自貿試驗區除了對周邊同一政治體制下的非自貿試驗區產生外溢效應外，還對「一國兩制」背景下的香港產生外溢效應。這亦是國家對廣東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定位的一個重要要求：深化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

　　服務業擴散轉移的「飛地」

　　香港作為中國的「全球城市」，除國際化水準非常高之外，最大的特點就是和廣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幾十年的循序漸進的全方位、多元化、多層次合作。面向全球、對接內地，是香港經濟保持持久活力的兩大重要因素。自貿試驗區可以看作是香港，繼發展製造業「前店後廠」時代、政策推動型服務業CEPA時代之後，與廣東深度合作的第三代。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行，特別是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片區、南沙片區、橫琴片區的物理空間界定為香港提供了「唾手可得」的利好。如果利用得當，廣東自貿試驗區除了有望成為香港經濟的新亮點外，亦可以作為緩解香港社會問題的一個途徑。

　　對香港而言，廣東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外溢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香港借助廣東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腹地，實現了從貨物加工貿易到服務貿易的轉變。二是，廣東自貿試驗區的貿易自由化、投資管理、金融放開、政府職能轉變四大領域的改革，都為香港首開綠燈和制定專門政策。三是，廣東自貿試驗區中的粵港澳合作園區和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直接為香港提供服務業擴散和轉移的「飛地」。

　　有人可能會質疑內地設置自由貿易試驗區對本來就是自由港的香港來說是一種競爭或者是制度差異化優勢的削弱。但實際上，在中國開放性經濟建設的背景下，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只是適時的產物。對香港來說，應充分利用既成現實的廣東自貿試驗區，爭取創造更多正面效益。

　　首先，廣東自貿試驗區三大片區內的「粵港澳合作園區」和「青年創新創業場所」是香港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對接的重要載體。

　　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片區與香港交通距離最短，而且產業定位和香港相關並且有級差。前海片區成立短短一年，對香港最大的外溢效應莫過於帶動融資租賃業的飛速發展。香港的第一優勢產業——金融業在前海尋找到合適的發展空間和業務範圍。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中，大部分為融資租賃公司。在香港科創產業謀求突破的背景下，深圳作為中國科創企業最為集中、科技創新氛圍最為濃厚的地方，為香港提供了可合作的機會。在香港科研院校產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在鄰近的深圳進行科技成果轉化，並利用珠三角完善的製造體系進行生產。深港青年創業夢工廠定位則清晰明確，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創業的各種便利。

　　廣東自貿試驗區南沙片區正在籌劃粵港澳合作園，為香港服務業和服務人才全面進入自貿試驗區提供了空間。園區除了引入香港特色服務業外，還將嘗試採用香港式的社會管理模式。以南沙港為核心的廣州國際航運中心建設，除了在港口、碼頭和航道工程上和香港有廣泛的合作可能性外，還需大量引進香港的航運物流要素和資源，如航運人才、航運金融、船舶管理制度、燃料油品交易市場、航運價格指數等專業服務需求。以霍英東研究院為孵化平台則可以為香港科技型人才提供創新的成果轉化空間。

　　隨着港珠澳大橋工程的推進，香港和橫琴片區的合作也有較大機會。特別是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和旅遊業兩大優勢產業是橫琴片區的重點發展產業。兩地可望在文化旅遊專案投資合作和管理上有進一步發展。

　　構築「前海—屯元」生活圈

　　其次，香港政府在積極發展的港西北區和深圳前海片區相連，通關便利化的提升令兩地有望成為半小時至一小時經濟圈。從屯門區和元朗區到前海的時間甚至短於到港島區。香港西北區也是香港青年趨向集聚的地方。因此，可以利用前海片區的外溢效應，與港西北形成一個工作在前海、生活在屯門和元朗的香港青年上流模式。

　　最後，「前海—屯元」工作生活圈，除了可以緩解香港的居住集中和成本高昂所帶來的「擁擠問題」外，還能有效地緩解年輕人負面情緒積攢所衍生的社會矛盾。通過吸引香港青年到深圳和廣州工作、創業，讓香港年輕人與內地親密接觸而更加了解內地的真實狀況，消除原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誤會」。此外，香港青年在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廣闊天地中會尋找更多的「上流、上車、上位」機會，獲得比在港更高的回報。當青年把心思都放在創新創業上，一些由於「從眾效應」「無根的怨」所帶來的香港青年「被政治化」引發的社會問題，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弱化」。

　　經濟學博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