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並產生結果後，關於香港政治格局出現新的觀點，即：已由第六屆立法會之前的「兩大陣營對壘」，轉變為「三分天下」——除了原先「建制派」與「泛民主派」的分野外，新增加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但是，由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與「泛民主派」都同「建制派」對立，為論述簡便，本地一些媒體和評論把它們歸為「非建制派」而區別於「建制派」。

　　與此同時，醫學界的新任議員陳沛然公開申明，他既不屬於「建制派」也不屬於「非建制派」，而是中間分子。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新任議員姚松炎，也不願意被貼上「非建制派」標籤。據《香港01》九月十五日報道，姚松炎稱，與其在「港獨」、「自決」等議題陷入無盡爭拗，倒不如走一條專業議政的路，以理服人，爭取各黨派共同合作。陳沛然表示，在新一屆立法會，他可能在若干議題上同「建制派」一致，而在別的議題上支持「非建制派」。姚松炎在參選時的職務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頗有憑專業知識為「學者從政」開拓新天地之氣概。

　　社會政治兩極對立加劇

　　於是，一個問題產生了：香港政治演變是否改變了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性質？

　　所謂「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指，對香港政治格局、態勢和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矛盾。香港政治矛盾不少，譬如，政治團體之間的矛盾，政治團體內部矛盾，等等。但是，它們都受制於一個最基本的矛盾即「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香港一直受英國管治，長期是一個商業城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一些壓力團體，代表各自所在界別或群體向港英政府爭取利益，其中有些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向政治團體轉型，是因為倫敦於一九八四年宣布在香港推行旨在「還政於民」以對付香港回歸中國的代議政制，並於一九九一年的港英▉立法局／立法會▉選舉開始引入地區直選機制。從此，香港形成政治基本矛盾——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和對立，相應地，形成「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

　　迄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拒中抗共」勢力一直被稱為「泛民主派」，就是因為他們一直秉持以爭取實現所謂「真普選」來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宗旨。而今，他們之所以或者被標籤為「傳統泛民主派」或者索性被歸入「非建制派」，表面上是由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冒起，其實，是因為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們否決了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不僅扼殺了香港居民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二○二○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員的願望，而且，宣告倫敦在三十年前開始推行的「還政於民」以奪回香港管治權圖謀徹底破滅。

　　然而，「本土自決」和「港獨」的本質依舊是欲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送給西方若干國家。具常識者都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自決而獨立，「本土自決」和「港獨」活動無非是「佔中」翻版，企圖逼中央在特區政制發展上讓步。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產生後的香港政治格局依然是兩大陣營對抗，「非建制派」仍應稱為「反對派」。「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和「傳統泛民主派」的區別是暫時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碎片化也是暫時的。在可預見未來，「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和「傳統泛民主派」必定整合，反對派將形成一二個大政治團體。

　　民主思路和新思維這兩個標榜香港政治中間道路亦即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團體，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都未獲得議席。這是香港社會政治兩極對立加劇的必然結果。

　　於是，陳沛然和姚松炎都自我標榜既不屬於「建制派」也不屬於「非建制派」，成了頗堪玩味的現象。

　　若不融合必然會被超越

　　坦率地說，這是兩位「政治素人」自我陶醉。作為一名醫生或大學副教授，可以對香港公共政策議題選擇性發表觀點，成了立法會議員，則沒有了那種隨心所欲的自由，必須就立法會審議和討論的所有公共政策發表意見和投票。有些公共政策缺乏政治性。關於特區與中央關係的政策和議題則屬於高政治性，而正是它們鑒別「建制派」與「反對派」。

　　姚松炎雖稱「港獨」是一個沒有必要討論的問題，卻認為以城市為本位是世界的潮流，《基本法》賦予港人權力，除國防、外交以外由港人決定，「點解要自尋煩惱，去考究我哋係咪一個獨立的國家呢？」可見，他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極度張揚而達至「香港本位」。

　　誠然，上世紀最後三十年全球化空前拓展造成一系列問題，而今，全球化呈現逆轉跡象。但是，稱「以城市為本位是世界的潮流」經不起實踐檢驗。就香港而言，不妨設想一下，倘若這個一千一百多一點平方公里、七百三十萬人口的城市不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融為一體，怎麼經得住新加坡等周邊大城市競爭？怎麼可能不被廣州、深圳超越？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