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型。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共識，但如何在資源、人口與外部環境多重約束下實現這一目標，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提升是核心命題。

　　生產率衡量的是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相比勞動生產率或資本效率，全要素生產率更能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綜合競爭力，它代表了除資本和勞動之外，制度、技術、管理、資源配置等因素的貢獻。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曾提出「索洛餘值」概念，正是用來解釋這些「看不見」的增長源泉。

　　對任何國家而言，長期增長依賴於TFP的持續提升。對中國來說，這一命題尤為迫切。過去四十年，中國依靠人口紅利和資本積累實現了高速增長；如今隨着人口老齡化、土地能源約束增加，傳統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唯有通過效率革命，才能保持增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自身資源稟賦特點出發，很好地運用了勞動力資源豐富這個比較優勢，通過積極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引進和改造國外先進技術，迅速縮小了中國產業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條參與全球分工推進工業化的道路，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在這一過程中，全要素生產率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然而，隨着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複雜變化。隨着資本邊際回報下降、勞動力數量見頂，TFP增速有所放緩。與此同時，能源和環境約束趨緊，全球產業鏈受地緣政治衝擊，外部循環的不確定性增加。中國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過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驅動的模式難以持續，TFP提升成為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唯一出路。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工業化進程基本完成後，繼續保持穩定較快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是這個國家或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逾百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最終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只有十餘個。多數國家在早期依靠模仿式創新實現追趕，但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後缺乏原創性突破，增長動力衰竭，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提示中國：若不能實現原創性創新，若制度環境不能匹配科技進步，經濟可能面臨增長瓶頸。

　　筆者認為，要推動TFP提升，可從四方面發力。

　　第一，科技創新：從模仿到原創。過去，中國依靠「引進─消化─再創新」迅速追趕，但未來必須走向原創。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通信等領域正在成為中國的新增長點。要在這些賽道形成突破，必須構建完整的創新鏈條，加強基礎研究投入，推動原始創新與顛覆性技術發展。

　　第二，制度改革：釋放資源配置效率。制度環境直接影響資源流動和要素效率。產權保護、法治環境、市場機制的完善，都能減少交易成本、加快要素流動。營商環境優化不僅有利於企業創新，也能推動資本和人才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優化配置。

　　第三，人力資本：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教育和培訓是提升TFP的長期動力。隨着少子化與老齡化加速，中國必須通過提升勞動者素質和優化技能結構來彌補人口數量下降的缺口。知識密集型產業和創新型經濟需要大量高素質勞動者，這也是中國從「世界工廠」邁向創新型經濟體的必由之路。

　　第四，全球化與開放：獲取外部紅利。儘管外部環境複雜，中國仍需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利用全球知識與資本流動推動TFP提升。在受限領域集中力量突破，在開放領域加強合作，這是實現自主創新與開放互補的現實選擇。

　　激發民營企業活力

　　從政策着力點與市場前景來看，首先要激發民營企業活力。民營企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數據顯示，目前中國92%以上的高新技術企業是民營企業，它們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等「新三樣」領域貢獻巨大。要通過完善法律政策、提升政策精準度，增強民營企業的創新信心和投資意願。

　　其次，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力度。科技創新往往伴隨高風險，需要金融體系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資本市場、債券、保險等工具必須協同，為科技企業提供穩定的融資環境。同時，監管需要在穩健與包容之間找到平衡，避免「金融空轉」，讓資金真正流向實體創新。

　　最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各地在推動新興產業時必須避免「一哄而上」。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雖是朝陽產業，但若不考慮區域稟賦和產業基礎，容易導致資源浪費和無序競爭。地方政府的角色應從「投資推動者」轉向「制度保障者」。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