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丁衍庸畫作《荷花鴛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圖片

　　有個亦真亦假的傳聞，說是知名畫家丁衍庸（一九○二至一九七八年）名字中的最後一個字，原本寫作「鏞」，後來，他遷居香港，初期生活困頓，便自作主張將「鏞」字中的「金」去掉，才有了今天你我熟悉的名字。

　　丁衍庸一九四○年代末從廣州隻身來到香港的時候，從未想到這座海上浮島將成為他後半生的棲居之所，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雖說丁衍庸在香港的那些年，常懷「孤帆來去總零丁」的寂寞之感，不過這座城市到後來漸漸認識了他，令他得以在新亞書院任教，也幫助他獲得來自同道及學生的讚賞與欽佩。

　　今年適逢這位知名藝術家去世四十周年，當年一班曾跟隨丁衍庸學畫的學生，捐出七十餘件作品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故此促成這一場名為「筆墨留情」的回顧展。

　　我初初接觸丁衍庸的作品，應是他的油畫創作。回看畫家那些以女子與靜物等入題的油畫，我們不難透過其中設色的鮮艷而想到「野獸派」創辦人馬蒂斯（Henri Matisse）。而丁衍庸也的確曾受到歐美現代藝術的影響。一九二○年代，他曾往日本東京留學，在那個相當自在的藝術創作氛圍中，接觸到畢加索與馬蒂斯等彼時一眾西畫名家的作品。有人稱丁衍庸為「東方馬蒂斯」，應也是見到他畫中的色彩以及色彩背後天真且富生趣的意味，與那位活躍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法國畫家的作品頗多相似吧。

　　後來到了一九二九年，丁衍庸在當時新成立的廣州市市立博物院負責徵集文物的時候，開始收集八大山人、金農和石濤等明清畫家的書畫，這成為他藝術創作轉型的關鍵一年。在那之前，丁衍庸的創作多以油畫為媒介，而從那之後，他漸漸回溯至中國傳統水墨的世界中找尋靈感。此次在中大文物館展出的一系列丁衍庸畫作，全部是他的水墨舊作，題材多元，有花果草蟲，有人物和山水，還有他晚年創作的幾幅頗具特色的「一筆畫」。

　　「油畫媒材對我而言終究是西方的，而且有誰會去注意一個從事西方藝術的中國藝術家呢？……中國藝術因其形而上的表現方式，沒有任何束縛，具有無限的發揮空間，反而顯得更為優越。」丁衍庸曾這樣說過。

　　為方便歸類或認知，我們總是習慣性地為藝術家的創作尋找關聯，因此，當我們見到丁衍庸畫作中有野獸派式的鮮艷色彩，便以「東方馬蒂斯」稱呼他，而當我們看見丁衍庸水墨畫中的魚和鳥有時也像八大山人作品中的那樣，睜圓了一雙眼睛作怒目而視狀，亦將他視作「現代八大山人」。這樣的「歸類」無可厚非，只是，簡練的、易於辨識的語詞往往會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在我看來，八大山人與丁衍庸的水墨創作，除去某些意象（比如瓜果和怒目而視的魚與鳥等）相似之外，在構圖和用筆上並沒有特別相近的地方：八大作品雖說飄逸，但落筆精細，細到鳥的翎毛和瓜果的根鬚都真確可見；而丁衍庸在創作同樣題材的水墨畫時，則顯然更隨性，常常不太考究筆鋒，大多借助墨色濃淡來凸顯畫中層次。

　　之所以說丁衍庸是「水墨畫的革新者」，絕不僅僅因為他的創作深得八大山人等古代畫家之神髓，更因為他在東方與西方的藝術情境中遊走之後，最終找到了一條他獨有的發展路向。他以中國傳統戲曲人物（如蘇三起解）和歷史傳說或神話中的主角（如鍾馗、項羽和虞姬等）入題，卻借用西方現代繪畫風格，如立體主義和野獸派等，來表現這些人物與事件。故此，丁衍庸的畫作並不追求立體感與空間感，他更樂意令到畫面呈現出二維平面的樣態。而他畫中頻繁出現的色彩與畫中人或物的情態，也並非我們慣常在傳統水墨中見到的溫文與淡雅，而是戲謔的、誇張的，是從熱騰騰的都市景況中長養出來的。

　　丁衍庸後半生遷居香港，與故園一別半生。在那樣的孤寂心境中，他筆下的人物也好，花鳥也罷，仍有那樣生動趣致的樣貌，實在是難得的事情。畫作看似嬉笑怒罵皆成趣，背後又何嘗沒有畫者本人的無奈與自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