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瑞典斯德哥爾摩城市景色。\新華社
「放羊詩人」李松山有這樣一首短詩：
我在檐下喝茶，
看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此刻，他望着遠處，
凝固的海，和流動的島嶼……
一隻麻雀在枯枝上
鳴叫了一小會兒，
牠飛起來，像一個借喻，
閃耀在我即將讀到的
詩節裏
──《午後》
顯然，這首詩的內容和腔調與普通讀者對「放羊詩人」的閱讀預期有很大差異，他沒有寫自己的日常生活，諸如「羊」和「崗坡」，而是寫到了來自北歐「遠處」的「凝固的海」和「流動的島嶼」。李松山的類似詩作還有很多，這位以放羊為生的詩人還曾寫到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吉爾伯特、奧拉夫．豪格、丁玲、張曙光、戴維娜、王單單等中外詩人作家──閱讀生活成了他重要的寫作資源，誰說草根詩人（作家）只能書寫自己身陷其中的艱難生計和悲苦心聲，詩歌本身就是一條道路，它會抵達它所渴望的地方。
這些年，「詩和遠方」成了大家對沖「眼前苟且」的趁手工具，似乎把口頭禪在嘴裏多嚼幾遍，它就會變成咒語，讓自己的眼前生活移形換景。說到底，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都不是白來的，那是十幾億人不眠不休的血汗結晶，國際勞工組織針對各國工作強度有不同的數據統計口徑，比如日均、周均和年度總時長，但無論哪組數據中國都常年佔據榜單的前幾位，「996」、「5＋2」、「白加黑」成了只有中國人才懂的職場暗語。常年過勞沉澱的不僅僅是身體疾患，還有心理上的逆反，這時候，「說走就走的旅行」就是職場人的共同渴望，而作為內外兼修的最佳拍檔，「詩歌」和「遠方」不約而同地走到了一起。
其實，詩歌即是「內在的遠方」。作為一種超越性文體，詩歌和現實始終保持着距離，卻和遠方成為穿越現實的靈魂鏡像。按照里爾克的話說，「在現實和偉大的詩作之間，一直存在着古老的敵意。」所謂「古老」，喻示了某種宿命的不可更改的規律性，而「敵意」則代表了強烈的緊張關係，它意味着超越、對峙，甚至對抗。對此，米蘭昆德拉有個更日常化的表述，「生活在別處」。因此，所謂「內在的遠方」一定不僅僅是對職場勞碌的拒絕和指控，還必然面對現實層面的所有「有限」場域──現實瑣碎，詩歌就會指向表象背後的最高真實；現實稠重，詩歌就會渴望體驗翅膀拍打雲朵的自由輕盈；現實渙散，詩歌就會宣告人的世界最終要由意志定義；現實苟且，詩歌就會用遠去的背影丟下一聲似有似無的冷笑……總而言之，詩歌是某種反對性的力量，是現實與此在的他者，那麼，這種邏輯的起點在哪裏呢？
如果人生純屬辛勞，人就會
仰天而問：難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無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
來度測自己。神莫測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寧願相信後者。這是人的尺規。
人充滿勞績，但還
詩意的安居於這塊大地之上。我真想證明，
就連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純潔，
人被稱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規？
絕無。
這是荷爾德林的著名詩篇《人，詩意地棲居》，這些神諭般的詩句在它們誕生百年之後，被海德格爾重新闡釋，成了對人類生存核心價值的最重要最具啟示性的表述。其之所以重要，是在上帝被宣告死亡，人類理性試圖主導自身命運的衝動也遭遇挫折之時，海德格爾借荷爾德林之口，力圖推動「人的尺規」回歸神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人從塵世的無盡辛勞之中拯救出來，沒有詩意對生存的統攝，僅僅遵從大地上的「尺規」，等於把人重新送回叢林，等於抹殺了人這種萬物靈長的存在。而且，在荷爾德林看來，「詩意棲居」並不是一個外在於人性的觀念，「只要良善／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來度測自己」，自從「人猿相揖別」，人性即與神性緊密關聯，超越性的力量就被內置於人性的核心，而詩歌就是這種神性的守護天使。在荷爾德林另一首名為《麵包與酒》的詩作中，他用更為堅定的語調重申了詩人的偉大使命：「在這貧困的時代，詩人何為？／可是，你卻說，詩人是酒神的神聖祭司／在神聖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在既有的人類經驗中，普通人更習慣向宗教或者哲學尋求存在意義，而荷爾德林（海德格爾）宣布詩歌必須在這個艱難的旅途中扮演重要角色，之所以發生這種重要轉變，大抵是因為宗教由於「上帝之死」被世俗生活嚴重削弱，而哲學也因為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而陷入危機，人類的精神生活失去了重要支撐，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貧困」之中，這就急需一種力量緊急入場，對抗貧困的虛無主義所導致的精神潰敗。於是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們，紛紛與詩人結盟，借重詩歌探索和呈現精神世界中的幽玄與動盪。毫無疑問，這個事關人類未來的使命如此重大，詩歌也好，詩人也好，能否勝任尚未可知，但作為一種可能，值得詩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榮耀的荊冠需要用勇氣與智慧共同擔當。
如此說來，「詩與遠方」是時代貧困的解藥，詩歌既代表着人要活下去的熱情與能量，也代表着對未來方向的識別和塑造，想到這兒，詩人們要不要走到鏡子面前，看看自己的眼睛裏有沒有溢出淚水，雙手是不是在抑制不住地抖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