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傅春桂）煮野菜的鍋、打草鞋的工具、強渡大渡河時的衝鋒號、朱德用過的電話、長征途中給毛澤東理發用過的理發工具。……當傅伯瑜打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展廳」那扇玻璃門，整間屋子里，躍入眼簾的都是長征時期紅軍用過的物件。

　　「皇鳳樓」是傅伯瑜建的私人博物館，陳列着30多年來收藏的近500萬件紅色藏品，其中有較為重要的蘇區革命史料、毛澤東文獻及他的一些像章、長征途中的物件等。有幾件罕見珍品，稱得上鎮館之寶：一件是堪稱世界上最小的金質毛澤東微型像章，直徑0.18厘米，其中的毛澤東頭像只有0.03×0.06厘米，要借助放大鏡才能觀賞到頭發，眼，鼻，嘴；一件是開國大典時毛澤東一共做了四套衣服，其中有兩套由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收藏，李銀橋委託自己的兒子將其中一套捐贈給了博物館；一件是萬里長城羊皮畫。

　　4.88米×2.1米，兩邊有對聯，都是用羊皮拼成。據說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國家贈送給某國的國禮；一件是毛澤東瓷像。以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標準像為藍本，1977年9月9日在江西景德鎮出窰。最珍貴的還是一本1944年版的「毛選」。傅伯瑜每天都呆在博物館里，為這些寶貝撣塵、擦拭、整理歸類。

　　這是他花33年時間收藏到的，走遍了千山萬水，歷盡了艱辛坎坷。64歲的傅伯瑜是個守着「故事」的人，每當等來懂它們的或者想要了解那些歷史的人，他就一甩平時的嚴肅，非常認真地講述長征途中每個物件匹配的故事。

　　神奇的皇鳳樓

　　在長沙西南的暮雲鎮牛角塘村，有一處風景優美秀麗的皇鳳坡，皇鳳坡上，傅伯瑜的紅色博物館就建在此地，取名皇鳳樓。

傅伯瑜（左）親自擔任講解員，為參觀客介紹館內藏品

　　2020年6月的一天，應傅伯瑜館長的邀約，我們一行人到了皇鳳樓前。門前右側，有一塊巨大的顯示屏正在播放有關毛澤東及紅色征途中的故事；正門兩側懸掛着兩塊醒目的牌匾。一塊上寫着：湖南紅色檔案館，中共湖南紅色檔案館支部委員會；另一塊則寫着：全國道德教育湖南示範基地，中共湖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皇鳳樓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建築，掩映在蒼翠中，青磚青瓦，亭台樓閣，依山迤邐，錯落有致。庭院很深，初入略顯局促，拾台級走上主坪后，視野立即開闊起來。除錯落有致的房舍外，吸引眼球的是一輛黑色加長紅旗小轎車。工作人員介紹，這台轎車是毛澤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回湖南時坐的座駕。是傅伯瑜花了80萬從一個民間收藏家哪裏淘來的。

　　走進皇鳳樓內，打開「敬奉堂」的大門，眼前的景象令人大吃一驚：這是一個「紅色」的世界。老式留聲機上緩緩轉動着老式黑膠唱片，播放的是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的聲音，迎面陳列着一尊高大潔白的毛澤東全身石膏像， 兩邊寬大的牆壁上，各懸掛着巨幅的毛澤東像綉品，以及用紫紅色天鵝絨襯底、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裝飾的紅五星、紅太陽、紅心和「為人民服務」、「毛主席萬歲」等珍貴文物。

　　北側三間房內，擺滿了大大小小的毛澤東銅像，南側三間房子內，分別陳列着毛澤東用過的物品：加密電話、理發的剪刀、牙灰盒、水壺、衣物、筆硯……進入左邊的二樓，是抗日戰爭紀念館，收藏了南京大屠殺中日本法西施用過的軍刀，趙一曼生前用過的物品。而在右邊的二樓上，是反貪腐紀念館，陳列的是70年前公開的和未曾公開過的共產黨懲治貪腐的檔案……

　　在傅伯瑜的引領下，我們一行人左拐，右拐，過廳，入室。在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廳堂間、迴廊里、陽台上，細心端摩毛澤東時代的有關的藏品，有些還是孤品，無法復制。

　　約兩小時后，我們走迷宮般一樣參觀完了他的紅色收藏，來到茶室落座。環視這個潔凈雅致的空間，滿目還是毛澤東時代的字畫、綉品、瓷器。再看眼前的傅伯瑜，依然安靜平和，從從容容地為我們沏茶。只有談話切入他的紅色收藏，他的話才漸漸多了起來，講起他的一件件藏品的來龍去脈，如數家珍。還不時起身到他的起居室抱過來幾件「寶貝」來展示。

　　追尋「紅色」之戀

　　我與傅伯瑜有過十年的交往，第一個寫他文章的人就是我，那時，他在一家企業做廠長。後來陰差陽錯，我們成了同事，直到2004年我們分開。我倆有某些相似之處：都姓傅，都來自農村，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都在北京呆過，都是當了十八年兵的老兵。

 毛氏族譜

　　傅伯瑜是江西人，比我大八歲，憑我掌握的信息，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他曾對我說，他之所以對毛澤東充滿着深厚的感情和深深的崇拜，還是源於對歷史的感悟和對紅色文化藝術的探索，更是因為對一代偉人的敬仰。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迷上了紅色收藏。他告訴我的朋友們，他的企業是為高速公路修護欄。那時，他的護欄修到哪兒，他的紅色收藏就搞到哪兒。到後來，隨着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基本上哪裏有和毛澤東有關的紀念品，他就去哪裏。「通過30多年的努力，我所收集的藏品有500多萬件，其中關于毛澤東的藏品就佔了三分之二，幾乎囊括毛主席的生平了。」傅伯瑜欣慰地說。

　　「我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傅伯瑜說。1990年代，傅伯瑜的高速護欄工程到了河北，他打聽到河北西柏坡有位蔡姓老人收藏了一枚很特別的懷表，這枚懷表里邊隱藏着錘子鐮刀徽印，是列寧·托爾斯基夫在1919年3月委託維經斯基交給李大釗和陳獨秀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枚徽印。

　　「這枚徽印拿到手很是艱難，我找到蔡老頭，可他怎麼都不肯給我。」傅伯瑜記得他怎麼說蔡老頭都不肯給他，經過多次交流，蔡老頭提出要去傅伯瑜的老家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紅色收藏者。「他那麼大年紀了，我問他是坐我的車還是坐飛機，後來他坐我的車從西柏坡到江西，看了之后，才肯給我。」傅伯瑜用較為珍貴的東西以物換物，才從這位老人手里拿到這枚印章，老人還反覆叮囑不能流失了。

　　他在修築高速護欄過程中還結識了不少藏友，大家互相交流消息。上世紀八十年代，傅伯瑜聽說着名將領陳光的孫子陳大毛留着祖父當年長征時期的腰帶，他立馬前往栗源鎮找到陳大毛，收藏這條腰帶，「陳光的孫子告訴我，這條腰帶意義非凡，他祖父在1934年10月參加長征，為紅一軍團第二師師長，先後多次率部掩護大部隊沖破四道封鎖線，那時候一顆子彈射中他腰帶，被腰帶鎖扣將子彈彈了回去，陳光才有驚無險。」

　　「毛氏族譜一修至五修也是我從廣東韶關收集回來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上學的同學錄是我1983年在廣東做工程的時候從廣州收購的，我這個博物館里很多東西都是隨着工程做到哪裏就在哪裏收藏回來的，後來慢慢積累了人脈，很多人互相提供消息，才有這麼多東西。」傅伯瑜總是強調，歷史是一面鏡子，這些隨着他做工程收集回來的紅色藏品能反映當年的故事，他覺得自己這麼做是有意義的。

　　收集毛選孤本談判80多天

　　傅伯瑜在博物館里專門設置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展廳」，進入這個展廳，湘江戰役、通道會議等字眼在牆上凸顯。傅伯瑜走到一個衝鋒號之前，「這是東湖干休所一位老紅軍捐贈的，他現在107歲了。」擁有這把衝鋒號的老紅軍叫張生榮，12歲參加紅軍，起初為勤務員，後來分配到司令部號排學吹號。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他剛滿15歲，帶着軍號義無反顧走完全程。1935年5月25日凌晨，劉伯承、聶榮臻指揮紅一團開始強渡大渡河，張生榮沖到隊伍最前方拿起衝鋒號吹了起來，並看着紅軍的17勇士渡過了波濤洶涌的大渡河。

　　「這個鼎鍋是我從隆收回來的。」傅伯瑜指着一個玻璃櫃中的鼎鍋說。他的記性非常好，隨口便說起了關于鼎鍋的故事：1935年12月，紅六軍團路過湖南隆回縣大沙江村的時候，向肖代造家借用做飯的鼎鍋，飯后與敵方發生遭遇戰，紅軍戰士仍冒着生命危險將這口鍋送了回來。

珍貴的紅色檔案

　　收藏的第一枚黨章是在河北西柏坡一名藏友手里淘來的，當他知道有這麼一枚黨章時，他連夜從湖南趕往河北說出高價收購，可藏友當場拒絕。無奈之下，他又返回湖南，從家中拿出一幅珍藏多年的毛澤東綉像，又趕往河北藏友家中，經過幾番輾轉才拿到這枚黨章。藏友告訴他，這枚黨章是在瀏陽市永和鎮石江村的李家大屋發現的。回到湖南后，他查閱大量的史料后才知曉，1930年8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與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三軍團在瀏陽會師，兩軍整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共4萬餘人，李家大屋正是紅一方面軍成立之地。後來經過中央黨史館專家鑒定，確認這枚黨章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枚黨章。

　　更好的傳承紅色精神

　　近幾年，這個有點偏僻的紅色博物館很熱鬧，各地的人慕名前來參觀，有老紅軍，有離休幹部，有政府領導，有企業高管，有中小學生……傅伯瑜從辦公桌上拿出了一疊「參觀函」，我一看有黨政機關的，有軍隊的，有香港和澳門的，還有從海外來的。「今年上半年，我已經接待了近3萬人了，我得每天掐着時間做事才能忙得過來。」傅伯瑜介紹來參加的人群。

　　參觀最多的還是中小學生。傅伯瑜告訴我，每個月，他都要和學校聯繫，安排幾批學生來館參加。一般都是傅伯瑜派出專車，這了這些孩子，傅伯瑜專門購置了車輛，先將學生接來，傅伯瑜親自替學生講解，免費安排吃了中飯，再將孩子們送回學校。他說：「我的每一件藏品都是無法用價錢去衡量的，是歷史沉淀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現在的年輕人，不少人不太了解或者忽視了那段艱辛的歲月，我想通過建紅色收藏館，免費向社會開放，幫助現在的年輕人了解歷史，明白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

　　凡是來參觀的個體或單位，不管來多少人，傅伯瑜都免費招呼飯菜，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傅伯瑜回答：「能來我這裏的人，首先是肯定我博物館的價值，一餐飯菜，值多少錢。」

　　每年，傅伯瑜都要自掏腰包200多萬元，這些費用用於人工工資，藏品保養，水電，接待。其中，最大的開銷還是人工工資。

　　傅伯瑜博物館現有職工10多人，其中安保人員佔了一大半。員工包食宿每月工次4000至6000不等。僅工資這一塊一年要100多萬。

傅伯瑜收藏的中國第一台紅旗轎車

　　傅伯瑜做夢都想把博物館擴大，在他的規劃中，想將他的藏品分不同時期不同板塊陳列，還要將紅軍時期的一些著名歷史事件分別陳列出來。可是，因為土地規劃問題遇到了瓶頸。一等，就是五年。傅伯瑜很是着急。

　　「杭州市政府正在與我洽談，他們很想我搬到杭州去。」傅伯瑜滿懷信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