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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前後矛盾」的嚴復

時間:2018-02-26 03:15:51來源:大公網

  嚴復墓在福州市郊北鰲頭山東麓的小山坡上,去過的人一定會記住墓埕橫屏上的四個大字「惟適之安」,這是嚴復一九一○年營建墓塋,安葬結髮妻子王氏時自己題寫的。

  台灣學者黃克武取這四字作為他這本嚴復研究着作的主標題。黃克武認為「惟適之安」,或可視為嚴復對自己一生精髓的總結,「亦即國人只有不斷地適應環境的變遷與外在的挑戰,才能走向太平安定之境。」/陳榮凱

  如果從嚴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而言,這種理解很正常。自嚴復翻譯《天演論》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以來,「適」字可謂一時思潮之代表。胡適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有一段回憶,說到他名字的來歷,也揭示了嚴復在當日的巨大號召力。他說:

  我又讀過嚴復所譯穆勒的《自由論》和赫胥黎的《天演論》。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於一八九八年就出版,並立即得到知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懦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從啟蒙到保守的疑問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的人,都採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於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於一九一○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但嚴復取「惟適之安」為題字,並非把類似於「適者生存」的口號寫到自己墓前,其用意應出自韓愈的《送李願歸盤谷序》。在這篇文章中,韓愈描寫他隱居太行山的朋友李願,不遇於時,「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歷經世變的晚年嚴復對「惟適之安」心有戚戚焉,更多是回歸到老莊的傳統人生哲學,回歸到中國文人自我調適的心理定勢上,即其自謂的「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嚴復以充滿進取精神的「適者生存」名滿天下,卻以調攝身心的「惟適之安」安放靈魂。一個引進西學啟蒙新知而名垂思想史的人物,卻日益回歸中國傳統思想與信仰。此種嬗變,是研究嚴復的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什麼一個疾呼禁絕鴉片的人卻陷入煙癮不能自拔,一個洞察「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人最終卻列名擁護帝制的「籌安會」,一個譯介大量西方學術的人,晚年卻相信扶乩卜卦和靈魂不死?

  在中西新舊之間

  不少研究者批評嚴復思想不斷退步,如周振甫很早就指出嚴復一生可分為「全盤西化」、「中西折衷」、「反本復古」三個時期而日趨保守。西方嚴復研究的權威史華慈則認為嚴復身上有一貫的「兩面性」,一方面從新知中追求國家富強,一方面又在「神秘主義」中尋求精神的避難所。

  黃克武此書試圖以新的視角回答這一引人深思的問題。他既不贊同簡單的「退化論」,也不認為「兩面論」就可以道盡嚴復在文化轉型中的複雜性。他認為,嚴復前後期思想雖有變化,但精神基礎是一致的,在激進時沒有放棄傳統理念,在保守穩健的晚年也未放棄西方的自由民主。嚴復始終主張中西會通,在追求建立自由富強國度的同時,又堅持植根於傳統價值的道德理想和形而上關懷。這種信念和嚴復思想的西方自由保守主義淵源有關,即認為社會是有機生成,逐步演化的,傳統依然保有價值,在世界觀中為「不可知」留有一席之地,不贊成決然而然的激進主義。

  研究嚴復思想轉變的人一般多從嚴復最有爭議的政治立場變化入手,解析他為什麼支持開明專制。而黃克武則選取了另外四個維度來考察嚴復。

  第一個視角是嚴復的異性情緣。這部分主要敘述嚴復的家庭生活。嚴復先後有過二妻一妾,和普通人一樣也有許多家長裏短的困擾。儘管興辦女學、提倡女權,促成傳統婚姻家庭形態的變化是中國近代轉型中的重要一部分,但嚴復作為啟蒙思想家,在婚姻上仍非常傳統,他並不贊成婚姻自由,希望自己的妻妾恪守婦道。當然,嚴復生於一八五四年,比起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魯迅那代人整整大了一輩,作為「過渡的一代」,延續舊式家庭並不足為奇。

  黃克武不惜筆墨敘述嚴復和呂碧城的師生關係。黃克武認為嚴復提倡女學是受呂碧城這位近代中國鼓吹女權最力的奇女子的影響所致,甚至認為嚴呂雖相差三十歲,但二人有愛慕之意,只是恪於師生禮法,未敢逾越,呂碧城終身未嫁部分應緣於此。

  黃克武對這種師生戀的揣測除了一兩首香艷的詩詞,沒什麼過硬的證據。其實比推測感情糾葛有意思的是,呂碧城雖然以特立獨行着稱於民初女界,晚年卻皈依佛教,思想回歸傳統。一九四二年,即將棄世的呂碧城追憶嚴復,對嚴復譯介西學的成就頗不以為然。她寫了一首關於嚴復的詩,詩云:「禍水洪荒破太空,伊誰造譯徂西東。爭知飲鴆傳天演,猶自傷麟怨道窮。門仰高風曾立雪,墓埋奇氣欲成虹。惟憐燕許如椽筆,未作仁言溥大同。」詩前題記曰:「業師嚴幾道先生學貫中西譯述甚富,尤以首譯《天演論》著名。然物競天擇之說已禍歐人,若當時專以佛典譯饗世界,則其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為此。而先生晚年有詩雲『辛苦着書成底用,豎儒空白五分頭』,亦自怨深矣。」呂碧城的思想轉換與嚴復有相似之處,她對晚年嚴復思想的理解也有參考意義。

  第二個視角是分析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的經歷,在這段長達二十年的歷程中,嚴復教學、仕途並不順利,他為不由科舉出身,不得重用而苦惱,於是花一百零八兩銀子捐了監生,於一八八五、一八八八、一八八九(恩科)、一八九三年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均名落孫山。甲午戰敗後,嚴復深受觸動,撰寫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一系列犀利的文章,包括入木三分地批判八股取士破壞人才,認為其「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使天下士子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富。」一個反對八股的人卻希望通過科舉考試獲得上進機會,這種認知與行為的背反是轉折時代中常有的事情。

  第三個視角是探討嚴復翻譯的詞語與大量來自日文的新名詞之爭。甲午戰敗後,嚴復以翻譯西學為使命,先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間完成了《天演論》的翻譯,隨後又翻譯了包括《國富論》、《論自由》、《論法的精神》等一批經典西方著作。他提出的「信、雅、達」成為近現代中國翻譯的準則。作為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的私淑弟子,嚴復翻譯直接取自西方著作,行文用詞力求古雅,但是在風行一時之後,嚴譯名詞卻沒有戰勝同期大量轉譯自日文的和語詞,大多數被淘汰。黃克武指出,嚴復以古典文化結合西方新知所傳達的文化典範,在激進化、反傳統的時代中也難逃曲高和寡的命運。

  黃克武用語詞之爭來觀察文化轉型是一個好視角。歷史上許多重要的文化轉型,往往伴有語言文字變革。如文藝復興之於意大利語,路德新教改革之於德語。中國歷史上兩次大的文化轉型,一次是佛教傳入,一次是西學東漸,也都經由譯介引入一系列新名詞。嚴復堅持用古雅的舊語文去承載新思想,早期或有利於爭取上層知識分子的同情。但是隨着留日學生激增,新式教育發展,傳播媒介推廣,更簡易的新詞語、新文體顯然容易獲取社會的廣泛認可。從古雅的嚴譯到梁啟超的「新民體」,再到五四的「白話文」,嚴譯的失傳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由「精英」趨於「大眾」的一個註腳。

  第四個視角講述嚴復參與上海靈學會的情況。以五四以來的「科學主義」傳統看,嚴復晚年相信扶乩占卜、靈魂不死等實在荒誕。但黃克武認為嚴復之所以如此,除了理學、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又根植於他所接受的西方學理。赫胥黎、斯賓塞等都認為科學無法解決一切問題,要為不可知的事情留一席之地。嚴復不是晚年才迷信,而是始終信奉有不可知、不可思議的東西。比如在翻譯《天演論》的案語中,嚴復就指出「佛所稱涅槃,即不可思議之一。他如理學中不可思議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萬物本體是已。至於物理之不可思議,則如宇如宙,宇者太虛也,宙者時也。他如萬物質點、動靜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訖之倫,雖在聖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實不可思議者。」西方經驗主義的哲學傳統導致不可知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合乎中國哲學的傳統,但嚴復晚年相信靈魂不死,相信扶乩占卜等玄虛,顯然超出不可知論的範疇,黃克武對此似無令人信服的解釋,不能給「退步論」有力的反駁。

  值得稱道的是,黃克武的這本書沒有按照思想史的一般寫法那樣去大量摘引嚴復著作,反而花費不少篇幅來寫人記事,敘述時代背景,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展開的社會畫面,不管讀者最後得出什麼結論,都能更加立體直觀地去觀察嚴復。

  聖人亦在「運會」中

  總的來看,黃克武更重視梳理嚴復複雜思想與行為的內在因素與邏輯,強調變化之下的一貫性。但考察嚴復思想,社會變遷與時代思潮衝擊可能更有重要作用。就像甲午戰敗促使嚴復從默而識之到起身疾呼一樣。民初的政治亂象和一戰的慘烈結果,對嚴復晚年思想轉向影響很大。一戰後,對西方制度與科學的反思是全球性的, 「西方沒落」的觀點甚囂塵上。在中國,梁啟超於《歐遊心影錄》中提出「科學破產」或「科學不是萬能的」的意見堪為代表。嚴復也在此思潮之中。他非常關注一戰,包括給袁世凱呈送了不少《居仁日覽》分析一戰局勢,同時也因為一戰而對「平等」、「自由」、「科學」等西方「福音」產生了懷疑,他感慨「太息春秋無義戰,群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反思「不佞垂老,親見脂(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已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出於對中外現實的深深失望,嚴復對西式民主更加謹慎,對科學的信心有所保留,宗教熱情逐漸升溫,更多地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求慰藉,這些變化都不難理解。

  一八九五年,嚴復曾經在《論世變之亟》一文中提出過「運會」的觀念,認為「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回顧歷史,一戰結束,似乎確實出現了一個這樣的「運會」。三百年來所向披靡的歐美式民主和科學樂觀主義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當此「運會」,更多的人另謀出路,轉求更加強調集體和組織、更行動有力的道路,而嚴復則回歸傳統,與時代潮流相背,被目為「保守退步」。用「運會」來理解嚴復亦不失為一種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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