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走了，卻不是揮揮衣袖般灑脫。雲彩我帶不走，卻帶走幾片記憶。
那年，有人從街外回來，說海邊飛來一隻大麻鷹。這鷹翅展十尺，上下高低飛翔。我沒有跑到海邊去看，也沒有更大的好奇。因為不相信傳言，我沒有問人何以南方會出現大鷹，是不是那年北方特別寒冷，要飛來南方小城過冬？心裏悵悵的是，那時為何悶在家裏，不像那些在海邊閒逛的人，「時矯首而遐觀」，就發現一隻大鷹在藍天下滑翔？以動物學角度來說，它的體形是誇大了，不過也為這寂寞小城平添一點熱鬧。
對於氣候和生態，我沒有多少認識，且別說猛禽的類別。家裏沒有多少畫報或藏書，書裏也很少鳥類的圖譜。海邊出現大鷹，可能因為淺灘上有龍蝨或彈塗魚之類的食物。然而，龍蝨和彈塗魚常見，鷹隼卻不常見。
四十多年前，還沒有橋樑連貫南面的離島，要到海闊天空的地方，就得乘渡輪到最南面的海灘。渡輪碼頭偏遠，航班又疏落。船身窄小，走得慢，二三浬航程要花大半個小時完成。
乘搭較大的遠航渡輪，在船舷看海是另一番滋味。這些渡輪能離開「鹹淡水交界」，開到碧綠寬闊的海面上，總有三數海鷗被船尾的泡沫吸引，貼水低飛。是司空見慣的海鷗，不是剛猛勇鷙的海鵰。見慣了，有時就回到艙裏睡覺。
但有一次，我獨自坐夜航的船，艙裏的行李擠得腳插不下，便把下床位讓給一個挑着重擔、回鄉過年的男乘客。還記得他說：「踏在行李上，不打緊！我排隊等了三個鐘頭才買到這票子，可是只有上格床位，我爬不上。」我也討厭上下攀爬，就跑到外邊。這時，暗藍的暮色已把海和岸籠罩在一起，回頭只見幾點燈火微弱地亮起，也不能讓人辨認是在哪個島哪座山上。
航程三小時多，在床上讀一本書，倦了，不經意睡着。船過了大海，彷彿左右搖擺着，向窗外望去，遠遠一點光在高處閃動，這光很快又暗下來，不久又再放亮，一束光線向高空拋射出去，繞着一個同心圓不斷旋轉，循環往復。
只有一個地方能發放這一束光線：松山的燈塔。這越夜越亮的光給人熟悉感和安全感。一句話，在唇邊又似在耳邊：「回來了。嗯，又回來了。」
感受奇怪而又真實。這燈塔曾造訪過幾次，向東面走上山的路，走一道斜斜的石砌小路，便見一幢白色圓柱型建築，塔身開了幾口小窗，塔頂安放了夜間導航的照射燈。這裏是最高點，小城在腳下，安靜如同隔世。早上的風景雖美，但到底不過是風景，沒有使我說出「回來了」的衝動。
許多年後，我也許會仿效哲學家海德格爾說：「讓一切回到澄明的處所。讓燈塔成為燈塔……」但那時，很弔詭地，那熟悉感和安全感來自這晃動不定、旋轉往復的光束。在船上，我能嗅到飯香，聽到鞭炮聲，地面的石頭在腳下蠢蠢欲動，像迎迓我熟稔的腳步。
叫作「松山」的山上真有松樹嗎？眼底所見都是榕樹，長長的鬚髯從樹上垂下來，伸手也可以抓住。可是，假如山上沒松樹，就是名不副實。眼前遍是綠樹，卻不見識到真正的松樹，實在使人悵然。就像老家附近的「木橋街」，從街頭走到街尾，並沒有木橋之類的東西。那時候，即使聖誕節時可在室內樹立一棵柏樹，也會發覺此地無松。
松是常綠樹，是一種象徵崇高久遠的文化符號。也許很多年前，我們不喜歡外國人把街名、地名洋化，有意拿這個通俗的名字來抗衡。松山，是許多本地人常常遠足登高的地點。
因為松樹，我想起林教授。林教授曾在廣州大學圖書館任職，南來以後在中學教書，舊學根底很好。小時到他家裏串門兒，剛見到林教授，他架着眼鏡，瘦瘦的身子很快就躲進書堆裏。林教授寫過一些地理考證文章，但當時我連基本的地理知識也不能掌握，不可能問及此事。松山上據說只有幾棵馬尾松，當然，我沒見過一棵，更沒有檢拾過深褐色的松果。假使發現了馬尾松或濕地松，我必定會「撫孤松而盤桓」，等松果落下來，在上面噴些粉末，用作節日的擺設裝飾，就像聖誕賀片上看見的那樣。
林教授沒有跟我談學問，然而，學校裏也沒有什麼能挑起我的學習興趣，只有學校花園例外。花園裏有一個操場，園裏有芒果樹、楊桃樹，有一棵枝幹歪斜的羊蹄甲，此外便是猴架和一條長二十米的跑道。在跑道的盡頭，有一列寬五米約二十級的石階。最高的石階旁邊有一個入口，通往課室走道，下課後我們可以經這裏進出。石階一邊有西式的石欄和石礅，優雅如置身中世紀庭園，其形制與著名的大教堂遺址前的石階相像。有時，石階就充當看台，同學坐在一起，高高在上，觀看運動會上的健兒跳繩、跑步、跳鞍馬。
我們的校長年事已高，他能作曲，很多曲子在音樂課上由同學唱出來。他常常穿起西裝演說，不過也是校訓和引用聖經。戰後他與妻子南來，管理這所學校的大小事務，每年都召集同學到禮拜堂，讓我們登上台階，接受那代表一點點榮譽的畢業證書。
校方在本地沒開辦中學，最後一年，我不打算升讀本地的學校，因此也就不太顧念這所學校。後來幾年，偶然走過花園，看見年紀還小、穿着白衫白褲的學生在那列石階前玩耍，總勾起一點記憶。愛哭或愛笑的女孩（她們日後有其他哭和笑的原因），孔武有力、比我高出一個頭的寄宿男生（他們日後生活飄泊得多），還有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沒有教懂我素描的美術老師—因此我得自學自畫，放棄了又拿起來嘗試。
說來奇怪，我認識的人裏，即使年紀老邁，也說不出他們對這小城的特殊情感聯繫。那年代，由一個小區搬到另一個小區（或叫堂區，堂是天主教教堂），已是大事。居於南區的人與落戶北區的人不相往來，更不成為鄰里，鄰里中又不是同一個家族的鄉親。舊宅雖然寬宏，但家主已去，後人陸續遷離，環境改善便淡忘前塵。新宅蓋得更高，住戶也是互不相識，難以守望相助。去年的風災，使街巷變成澤國，全城人惶急救災之際，那久未出現的同舟之情反而漸漸流露出來。要不然，當今個人主義延續下去，就不可能形成很深和很廣的共同記憶。
那告訴我大鷹飛近海邊的人，當過女校工，獨身，終老於小城。愛考據的林教授身後，家人將他一部分藏書捐給大學。至於我們的老校長，退休後由另一位老師繼任。學校後來也停辦了，停辦後沒留下多少文獻。我曾詢問教育局，職員查了一下檔案，回答說資料不存。在我可見的校史上也不見他的名字。他作的歌曲也沒有多少人再唱。
凡是生命，都有變異，都有盡頭。他們都離世多年。他們的黃金歲月也是艱難的歲月，即使晚景晴明，也轉眼飛逝。飛逝，但依然完整。而我，活到耳順之年，也快將回老家檢拾舊物。那地方沒有傳家之寶，但有一套家人時時提及的西式茶具。這套茶具釉上傳統民俗圖案，琴棋書畫俱有，更在杯底印了朱紅色的、看來不似真實的「大清乾隆年製」的字樣。不知道二三百年前是否有優雅的西式茶具出口國外，究竟它走的海路、陸路，或是漫長的絲路？我看重的不是它的物質價值。我看重的是它的工藝和精神，兩種文化的匯聚和共融。
為冷淡的記憶添些助燃的柴枝，我會把茶具留下來，像鷹飛穹蒼，像燈塔的餘光、松濤，以及石階上飄過的身影和人聲，生涯的雪泥上或會多留下一些印痕。
．陳德錦 香港詩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