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以來，英國積極向外擴張，先後在非洲、北美及中亞地區建立殖民統治，國勢如日方中。175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爆發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中勝出，奪得對印度的全面統治權。英國已得到印度作為跳板，擴大遠東貿易只是時間問題。乾隆五十八年（1793）派遣馬戛爾尼（Macartney）為大使到大清國謁見皇帝，借賀壽名義要求中國開放通商。英國以稱霸全球的姿態來到清國，因不願跟從雙腳跪拜皇帝的「禮儀之爭」而弄得雙方關係不甚愉快，其後更提出無理的通商要求，當然遭到乾隆帝的拒絕。乾隆對英國的狂傲大感不悅，自此實施「鎖國」措施，僅開放廣州一處作通商口岸。

　　英國要求大清開放貿易卻不得要領，所有貿易活動反而被局限在廣州進行，加速了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與衝突，加上葡屬澳門據守珠江出口，英人進出廣州多感不便，急欲找尋一處獨立且可自由運作的基地。1806年，作為英國在遠東地區代理的東印度公司派出測量員在華南沿海勘探並繪製成地圖，成品上呈英國政府作情報。其中對香港水域亦有詳盡的說明：「急水門西部可供各種船隻停泊的安全錨地；而港島與南丫島之間的東博寮海峽和大潭港亦是良好的避風處；鯉魚門則是優良海港，戰爭時只要泊進港內，用大炮對着海峽便可擊敗敵人。」十年後，英國再遣大使及東印度公司駐華代表史丹頓（George Staunton）組成代表團訪華，希望改善通商辦法。代表團船隊駛到珠江口時，在東博寮海峽近瀑布灣之海面停泊三天，並對香港島作細緻調查。回國後，向英國政府提交報告，指：「從各方面來看，無論出口入口，香港水陸環繞的地形，是世上無與倫比的良港。」言詞盛讚香港地理位置優越，無形中鼓勵英國據為己有。

　　英販鴉片扭轉貿易逆差

　　1820年代，中英貿易又起了變化。十九世紀初，英國為扭轉貿易逆差，從印度運來鴉片，引起連鎖的社會問題。有見及此，兩廣總督阮元奉旨驅逐鴉片煙船，自1821年起，鴉片船退出廣州，冬季轉到虎門外零丁洋，夏季則往香港水域停泊，然後僱用本地人，利用俗稱「快蟹」的小艇走私到珠江口各處，因此香港成為鴉片商人的主要盤踞點，他們與香港島的關係早已超越勘測調查的層面了。

　　1833年，史丹頓向英國下議院提交報告，憑過往英國船艦在香港補給的經驗，認為應積極奪取並開發為中國口岸對出的貿易中心以脫離中國的管制。同年，英國改派律勞卑（John Napier）為駐華商務總監，在他出發前獲得外交大臣給予「尋找港口，必要時可使用武力」的指示，於是也滿懷傲氣地要求兩廣總督改善貿易情況，但不獲接納。律勞卑致函回國，要求派軍艦來華，武力佔領香港。未幾，更指派軍艦攻擊虎門炮台，企圖以戰迫商，卻遇到廣東軍民的強大反擊。雖然律勞卑失敗而去，卻藉口「英國國威受辱」，極力鼓吹以武力鎮壓中國，為英人的軍事侵略架搭理據。

　　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