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奉命到廣東禁煙，矛頭直指英國商人。當時的英駐華商務總監義律雖然反對鴉片貿易，礙於英國政治形勢以及廣東外商競爭的壓力，仍維持向華輸入鴉片，對清廷的禁煙令未予理會。未料林則徐以雷厲手法處理，不是味兒的義律則事事強硬回應，最終由商務糾紛提升至軍事衝突。
由於香港自古已為廣州的外港，是海外商客來華必經之地，因此清英的鴉片糾紛在珠江口一帶爆發衝突並不稀奇。當林則徐將英商驅離廣州及澳門時，他們轉而到尖沙咀洋面暫居，水手登岸補給，醉酒鬧事，更擊斃村民林維喜。義律以「領事裁判權」為由拒絕交出兇手，更自行判決了事。此事導致雙方交惡，將局勢推向戰爭的關鍵，林則徐命令沿岸居民不得提供補給，水盡糧絕的義律逼得向九龍的守軍發難，掀起鴉片戰爭前期的七次軍事衝突。除了澳門關閘之戰外，其餘的九龍、官涌、長沙灣、磨刀洋、礬石洋（深圳礬石灣），均在香港周邊發生。
隨着林則徐最終被降職調處，清廷戰情亦急轉直下，最終戰敗收場，英人更強迫將香港島割讓，喪權辱國。但失敗的責任明顯不在林則徐身上，綜觀其領導禁煙過程，處處維護國體和民生，稱其為民族英雄確是實至名歸。
在香港，因曾屬英國領地，對林則徐的評述自然輕輕帶過。回歸以來，學校歷史科因襲舊制，而本地學者也普遍承襲「荒涼小漁村」的史觀論述，對開埠前的社會情態甚少探究，然則對林則徐在香港歷史的意義也沒有深究，自然也未得到應有的評價。
站在香港歷史發展而言，鴉片戰爭的影響不僅於「開闢自由港」，而是由中古史步入近現代史，以至由國族史轉入國際史的關鍵，在國族史或是香港史都具有極為特殊的歷史意義。可是，無論是國史和本地史的論述，既未有深入探討林則徐在香港史進程的關係，對於當年的史事遺蹟更未見考察發掘。
我認為，香港學者不單要專門探究林則徐的事跡，也要積極推動相關文獻整理和田野調查，而政府亦可借鑒「孫中山史蹟徑」的經驗，在遺蹟處豎立紀念牌介紹相關史事，讓市民以至海外旅客認知尖沙咀不單單是購物熱點，亦是歷史深遠的遺址現場。
可惜的是，至今未聞香港有關於林則徐的專項研究，要設立紀念碑更是遙遙無期。只可說，這座只講求經濟效益的都市，對那段歷史交了白卷，對林則徐欠了一個公允的評價，也埋沒了後人正確認知歷史的機會。
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