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正如常舉行。上周，譚耀宗接到國家防疫部門通知，不予批准參加。這名來自香港的全國人大常委及另外3名香港代表，最終還是缺席了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坊間覺得，這是一個信號。

　　二

　　苦等了600餘天，香港市民本已看到通關的希望。10月7日之前，本地疫情個案連續51天「清零」；而9月26日，特區政府已就通關問題與中央有關部門對接。按照計劃，第二次對接會議也在籌備中。「通關在望！」市民這麼想，並相信這次會是真的。

　　10月7日，一宗新的病例出現了。歷史重演，關於通關的討論又被打回原點。失望，在香港社會，再泛起。

　　三

　　通關，是個大問題。將近兩年了，兩地「斷流」，人回不去，經濟循環不起來，市民原來暢行兩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被動修改……社會上，被囿於一城的苦悶情緒，無時不在滋長，無人不以為沉重。

　　市民每回一次內地，就要在內地隔離二十一天，回來又要居家隔離。內地，近在咫尺，遠在天涯。

　　鍾永喜，香港貿發局華東華中首席代表。自2020年年初「封關」開始，來回滬港3次，做了20多次核酸檢測，被隔離的時間長達4個多月。「通關，咋這麼難呢？」人們都在問。這一問，關乎市民的生活，關乎商人的生計，甚至關係香港未來的生存與發展。

　　9月初，《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發布；10月初，本屆特區政府第五份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與深圳攜手打造「雙城三圈」。

　　通關都做不到，香港何以把握國家戰略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落地實施其發展規劃？可這問題，又該問誰呢？

　　四

　　疫情防控，國之大者，港之大者。在《一場香港治理的「公開考」》一文中，靖海侯曾指出，當前香港正進行的鬥爭，有兩場，一場關乎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一場關乎市民生命、生活與幸福，一場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場在反覆中反覆。

　　2020年11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說：「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香港的這頭等大事，讓市民灼心，讓中央掛懷。10月4日，中評社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布數據報告：香港輿情熱點顯示，在與內地停止正常通關600多天之後，與內地通關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民意。

　　民意即民心，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能不能通關，能不能盡快通關，已經是檢驗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指標，評價其當下治理水準的關鍵指標。

　　五

　　通關而不能，原因很簡單。18日，特區政府官員在立法會上表示，香港與內地通關是頭等大事，雙方都很積極。當局不會「偷懶」，會盡一切努力去做。

　　問題是：1.積極且沒有「偷懶」，何以疫情不滅？2.會盡一切努力，是否用盡了「一切的辦法」？內地不放心，無疑只是兩地不能通關的表層原因。

　　8月17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每周二例行會見傳媒時說：「過去兩年多，經過『黑暴』和國安法，整個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課，包括特區政府和我本人。」

　　止暴制亂是深刻的一課，防控疫情何嘗不是深刻的一課。從公開表示不接受全民檢測，到試行開展全民檢測，從拒絕效仿內地施行封區管理，到簽發第一張「禁足令」，從開始到現在，在疫情防控上，特區政府逐步向內地做法靠近，卻又始終瞻前顧後、患得患失、若即若離。

　　市民要通關，內地要安全，香港還在要「特色」。

　　近日，香港社會就推出「健康碼」（通關碼）展開討論。政府表示，特區政府將會向內地專家回饋意見，包括「健康碼」只用於通關、自願安裝、無記名追蹤功能，希望免檢疫回內地的市民，必須提交過去一段日子的行程、住址等資料。

　　因所謂私隱資料，不具精準的追蹤功能；因所謂自由選擇，讓市民自行申報行程。如此有「特色」的健康碼，可以管控疫情嗎？思維的慣性，路徑的依賴，社會輿論的掣肘，事事處處「思慮過盛、顧忌太多」，讓特區政府總有躑躅和迷茫，總是少了一些果斷和堅毅。

　　這不是盡一切努力。

　　六

　　實現通關的不二法門，就是全面對接內地防疫做法。通關是兩方面的事，不可能「一廂情願」。實現通關的條件，無非有六：

　　1.香港疫情可控；2.內地疫情可控；3.兩地防疫標準一致；4.兩地防疫舉措同步；5.兩地防疫過程相通；6.兩地有對疫情共同的識別、判定和溯源能力。

　　很明顯，一個不完整的「健康碼」，不足以達到上面的要求。有關部門說，希望雙方（兩地）在防疫抗疫上進一步拉近雙方做法。「拉近」解決不了通關的問題，能解決通關問題的只能是「一致」。

　　走向通關的路徑，已經很清晰。

　　抄作業。

　　七

　　疫情防控，又豈止是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於香港，不只是一項具體的民生工作；於特區政府官員，不只是一項具體的治理動作。它涉及香港的全局和整體利益，涉及兩地的經濟社會合作，涉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更涉及中央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評價。

　　通關問題，所折射和映照的，其實就是香港要秉持的管治理念問題，要選擇的治理模式問題，要走向的發展路徑問題，要不要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守正創新的問題。

　　造成通關屏障的，正是思想的屏障。

　　這些思想屏障，仍廣泛且深刻地存在於一些人的頭腦中：

　　1.高度自治的邊界感過剩。對涉及特區社會民生事務的議題，總是自覺與內地各方保持距離，害怕自己「過界」，防範他人「越界」。

　　2.香港「兩制」的防範心太重。認清了「一國」為本的問題，但固守「兩制」先行的觀念，固執地認為「一國」和「兩制」存在內生矛盾和衝突，遇到問題時總以「兩制」審視「一國」，拿本地法律當「擋箭牌」，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3.傳統體制的優越感過強。深刻認同港英政府傳承下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迷信西方價值觀念和標準體系，常以歐美國家為參照系，仰視西方，漠視內地，對改革發展感到焦慮。

　　堅持高度自治，卻是畫地為牢；堅持「一國」之本，卻是「兩制」先行。特區一些人所存在的「情感障礙」和「認知失調」問題，影響着其謀求改革發展的意志，羈絆着其推動改革發展的步伐。疫情防控上如此，其他很多事項也是如此。

　　靖海侯早前曾指出，疫情防控於香港，是要被動承擔的工作，也可以成為一場「社會實驗」，一個在治理香港上擺脫思維慣性、理念束縛、路徑依賴的大好機遇。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獨特制度優勢，其獨特不能只理解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獨特，還在於可以整合兩地制度各自優勢的獨特。以人之長、補己之短，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不融會不足以融合，不整合各自優勢不足以整合各方力量。在熵增的規律下，香港要保持活力和競爭力，必須盡最大可能借鑒吸收一切外部的積極因素，才能讓其獨特的制度有動能、可持續、得生長。

　　疫情防控，正是一場香港治理的「實驗」。而如果特區不在疫情防控中完成這樣的「實驗」，今後香港若遭遇如新冠疫情一樣重大的危機，香港不會有新機、不會開新局、不會實現新跨越。

　　八

　　1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評價香港社會關於「健康碼」的爭議時說，「爺孫兩人誰騎驢，干路人甲路人乙什麼事？不好阻住整個地球轉，將簡單事情複雜化。」

　　解決「健康碼」的問題，再簡單不過了：1.要去內地，就得安裝「健康碼」，不安裝，可以不去；2.要安裝「健康碼」，就得接受被追蹤被記錄，不接受也可以不用安裝；3.不安裝「健康碼」的，繼續適用原有隔離政策。本質上，「健康碼」是公共衞生管理工具，防範的是個人風險更是群體性、區域性和趨勢性風險，其功能不只是面向個人的。還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九

　　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說，「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着發展成效乃至成敗。」

　　一場危機，危中有機。特區政府要證明自己有行政主導的能力，在危機中育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救市民和香港於疫情之水火。唯有改革，唯有創新，唯有放下思想的包袱。防控疫情如此，破解香港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亦如此。這正是香港要走的「自贖」之路。

　　也會因為如此，市民希求的通關之路將不再漫長。

　　原文刊於「靖海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