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學文科，卻對數字敏感；職業寫新聞，常常會用實實在在的數字表述觀點。最近這些日子，有一些數字常常被人引用，那就是「13萬」人，還有即將來到的6月9日的「30萬」人。

　　這「13萬」成了一個指標。被反對派稱為「香港民主之父」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5月7日在報章撰文稱：「『民陣』第二次發起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有多達13萬人參與。然而署理特首張建宗竟指……」；5月8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亦在報章撰文說：「儘管有13萬人上街遊行，政府依然一意孤行」；5月22日「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認為：「13萬人上街代表民意，對修例的關注及憂慮……」

　　立法會審議《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簡稱《逃犯（修訂）條例草案》）前，「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於4月28日發起第二次反修例遊行，「民陣」宣稱參加遊行人數達13萬人，而警方則表示高峰時段只有22000人參與。「民陣」召集人岑子傑日前透露，有意在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的周日（即6月9日），發起第三次反修例遊行，希望動員30萬人上街。這「30萬」，就是以「13萬」為基礎而作的預估。

　　違反常理的誇張數字

　　那這「13萬」人數的依據何在？日前，我聽好友雷公作過一番分析。這位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大學院士、科大經濟系前系主任雷鼎鳴教授說，計算遊行人數的關鍵是估計人龍有多長。從起點東角道到終點政府總部，共約3000米，供遊行示威人士走的路寬10米。帶領龍頭的人共走了120分鐘，於5點半到達終點。當龍頭人到終點時，龍尾在哪裏？5點半這一刻的龍尾示威者要多走100分鐘才到終點。既然龍頭要走120分鐘才走完3000米，那麼龍尾100分鐘約可走到2500米，也就是說，龍頭與龍尾的距離應約2500米，即5點半這一刻，示威人士佔有的總面積是2500米乘以路寬10米，即25000平方米。

　　雷公繼續說，這塊地可容納多少人？如果是13萬人，這便意味每一平方米要容納130000÷25000=5.2人。唯有人人都如沙甸魚般擠在一小型電梯中，這才勉強可能。示威時要行走，舞動手腳，從以往示威可見，平均一平方米一個人也會嫌擁擠，每平方米假設站一人已經是高估的，5.2人則是太離譜。如果每平方米一人，總人數便是25000人，警方的數字明顯可靠得多。用點常識，便可看出誰在造數。

　　雷公說：「我已查過一些資料，整條軒尼詩道才1.86公里長，計算中用的3公里大致準確。示威隊伍用一邊的路，3車道的規格是10米寬，軒尼詩道有部分3車道，有部分是2車道。我的估算不可能完全準確，但一定比『民陣』所說的13萬人接近事實得多。」

　　每一次遊行示威，舉辦方和官方各說各話，所說的人數相差特大，媒體和一些政治人物卻喜歡引用毫無根據的主辦方聲稱的數字。現在有了無人機，其實人們可直接在空中點算人頭，把不同地段的人頭密度抽樣數一數，便不難推算出結果。

　　過去十多年來，反對派一直試圖用「遊行人數」代表「主流民意」。以2013年「元旦遊行」為例，「民陣」當時稱人數有13萬，警方數字則是高峰期有2.6萬人參加。而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民陣」當時說50萬人參加遊行，警方則稱有35萬人從維園正門出發。「民陣」主張16年後的今天，只要遊行人數達30萬，就有望阻止《逃犯條例》修訂。其實，當年50萬人上街的背景是經濟衰退、樓價暴跌、產生大量負資產等因素，導致社會怨氣頗重，並非所有參加者都是衝着23條立法，一部分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要求時任特首董建華下台。純粹為反23條立法而上街的人絕對沒有50萬人。何況，當年政府終止立法程序，主要是法案表決前，自由黨議員突然「倒戈」改變立場所致，絕非因為遊行人數所致。

　　反對派一直在玩「數字遊戲」，據筆者愛玩數字遊戲的朋友說，「2048」、「數字10」、「數字消除」、「數字解密」等經典數字遊戲，都可以在手機應用程式商店下載。數字遊戲又稱第九藝術，相對於傳統遊戲，別具跨媒介特性。說到這裏，我們不妨也穿越時空、跨越領域，看看其他一些數字。

　　豈能無視支持修例民意

　　——三個多月前，多個反對派政黨都在維園年宵市場開設攤位藉此吸金，但籌款數字明顯較上一年下跌。「香港眾志」籌得48萬港元，較上一年大跌四成；「支聯會」籌得35萬港元，下跌7%……能不能說，反對派在市民心目中的分量，出現走下坡趨勢？

　　——4月中旬，香港「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盟」推動聯署支持修例活動，截至5月10日，有24萬市民聯署；5月19日破36萬人；5月24日破43萬人。這數字的增長是否展示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呢？

　　數字還有更多，限於篇幅，無法都拿來「遊戲」。且看6月9日的遊行，參加人數是否如「民陣」所想般達30萬人；「民陣」又會怎樣操弄「數字遊戲」，市民可以拭目以待。

　　《亞洲週刊》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