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31年，保良局遷往銅鑼灣禮頓道現址 李偉雄攝

　　十九世紀末葉，拐賣婦孺的風氣日盛。匪徒誘騙良家婦女到香港，初則詭騙為傭，繼則逼勒為妓，或轉販外洋（又稱為「豬花」）；童男則賣作養子，童女則鬻作妹仔，更甚的被賣作他人妾侍或娼妓。香港當時成為華南地區販賣人口的一個中心點，每年有不少良家婦女受害，成為了社會上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1878年，本港的四名殷商向港督軒尼詩建議，表示「拐風日熾，願捐賞金，獻備官庫，購線追緝」，後又申請以「保赤安良」為宗旨，成立社團，專責辦保護婦孺的服務。1879年，獲香港政府批准成立「香港保良公局」，從事禁除拐帶、拯救被拐帶婦孺的工作；一方面派員查察拐匪，繩之以法，另一方面設置居所，收容被拐帶的婦孺，或送回原籍，或撫育成人。同時，保良公局又得東華醫院暫借「平安」、「福壽」兩樓辦公，開展局務。一八九一年，保良公局當年首任總理與東華醫院董事向政府申請，將東華醫院管轄的廣福義祠普仁街地段轉作保良公局興建局址，獲港督羅便臣批准，局址終於1896年建成，繼續推展防範拐誘、調解家庭糾紛、保障婦孺等工作。

　　檔案數據盡見貢獻

　　保良局遷進屬於自己的會所後到底提供了多少扶助婦孺的服務呢？雖然相關的數據並非齊全，但大部分年份均有檔案紀錄，因而可讓我們對該局的實質服務有一具體圖像。日本學者可兒弘明閱讀了大量保良局的檔案，發現了早期的保良局不但收容婦女，還收容男子。1880至1883年間的三年間，該局合共收容了1037人。1884年到1885年的一年內，則合共收容了139名男子及106名女子。數據進一步顯示，1887年至1891年底的四年間，每年平均約收容660人；1894年4月到1899年的五年間，則每年平均收容約440人。

　　進入20世紀，統計的方法及標準雖然略有調整，但能讓人看到社會對該局提供的服務需求極為殷切，反映拐賣婦孺問題仍然十分猖獗。1900至1910年的十年間，錄得最低收容人數那年為1900年的368人，錄得最多收容人數那年為1903年的892人。至1920年的10年間，錄得最低收容人數那年為1918年，有407人，錄得最多收容人數那年為1913年，有680人顯示情況略見緩和。但是，到了1930至1940年的10年間，錄得最低收容人數為1932年的401人，錄得最多收容人數的是1939年的983人可見情況又再轉趨嚴重。可以這樣說，進入20世紀後，保良局收容的無辜婦孺數字仍有增無減情況，而拐賣婦女的問題仍然極為嚴重。[可參考可兒弘明（孫國群，趙宗頗譯）的《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31年，保良局遷往銅鑼灣禮頓道現址。局內設有關帝廳及歷史博物館，供大眾參觀，亦可讓海內外研究人員申請借用局內的檔案。關帝廳中央供奉着象徵「忠義仁勇」的關帝神座，另有不少畫像（如何東太夫人、胡文虎）、瓷相（歷任主席）、銅像（如鄧肇堅）、對聯、紀念碑記及歷史照片供市民參觀。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