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大公報記者採訪劉慈珍那天，正是七七事變紀念日。右圖：現年89歲的易菊連，是在冊「慰安婦」中最年幼者。\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期間日本軍隊實施的國家級集體暴行，據史料記載，中國約有20萬女性淪為受害者，如今登記在冊的在世者僅剩7人。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接受訪問時指出，這一制度以軍事武力為後盾，將女性視為「軍需品」，在亞洲多國建立「慰安所」，實施系統性性剝削。

　　國際社會多年來一直要求日本政府承認歷史責任，但日本政府始終拒絕。蘇智良強調，「慰安婦」是永不消逝的民族記憶，儘管倖存者日漸凋零，但對這一歷史的研究仍至關重要，既是還原歷史真相的關鍵，也要防止未來戰爭中女性再次遭受暴力摧殘。\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

　　蘇智良介紹，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司令曾計劃在香港灣仔建立500個「慰安所」，這一驚人數字來自日軍副總督的回憶錄，也有當時報紙相關紀錄。灣仔作為日軍「南亞中轉站」，不僅服務駐軍，還要滿足往來東南亞的軍隊需求。蘇智良指出，彈丸之地的灣仔根本沒有足夠女性，這意味着日軍必然通過強抓當地婦女、學生來填補需求。雖然最終建成的「慰安所」數量無明確記載，但這一計劃足以證明日軍暴行的規模。

　　日軍曾在灣仔設「慰安所」

　　蘇智良分析，「慰安婦」制度的形成與日軍對「軍隊紀律」及「性病防控」的考量有關。1918年出兵西伯利亞期間，日軍因隨軍妓院雜亂導致性病蔓延，此後開始推行「制度化管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日軍正式建立首批軍用「慰安所」，將女性納入軍事體系。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種族歧視與性別壓迫，日軍認為亞洲女性「低人一等」，視其為可隨意剝削的「物品」。在中國農村，日軍每前進20公里就強抓當地女性建立臨時「慰安所」，且毫無負罪感，因為「上司也同意」。對日本國內女性，日軍則以「借款招募」「愛國奉獻」等名義誘騙參與，形成階層化的剝削。

　　談及戰後申訴困難，蘇智良表示，「慰安婦」的首要障礙是受害者的集體沉默，東亞社會對性暴力諱莫如深，無數女性將創傷深埋。一位山西農村的倖存者曾見到電視裏的日本兵就恐懼不已，聽到日語便顫抖，長期將所有日本人視為「惡鬼」。司法層面上，1995年後，24名中國受害者赴東京起訴日本政府，均以敗訴告終。國際法庭要求「雙方政府同意」才能立案，而日本政府始終否認責任。2000年雖有「東京民間審判」，召集65名倖存者作證，最終也僅是象徵性判決，無法執行。

　　日右翼圖否認「慰安婦」問題

　　蘇智良直言，如今日本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反思日漸式微，90年代教材尚有相關內容，現今右翼勢力壯大，東京早稻田的戰爭女性博物館門可羅雀，主流媒體幾乎不再報道。儘管困難重重，蘇智良強調，研究「慰安婦」問題必須堅持下去，這不僅是對倖存者的交代，更是防止類似暴行重演的重要一步。隨着最後的倖存者日漸凋零，記錄歷史的責任顯得尤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