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九三年八月，禹作敏在法庭受審\資料圖片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敖坤指出，大邱莊的興衰，看似是由偶然事件引發，但其中隱含着某些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固有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的突然顛覆，上層建築和落後的意識形態必然產生「不適」。「中國幾千年都是農業社會，怎麼可能一夜之間進入到工業時代？在上世紀80、90年代，類似大邱莊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各地農村並不少見，只是程度、表現不同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農村改革的必經之路。」

　　回顧大邱莊經濟由盛到衰，再到新生的歷程，禹作敏這個名字在很多大邱莊人的心中仍有沉重的分量，其主持修建的百億路現在依然是大邱莊工業企業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有村民感慨，畢竟「他和當時那批老一輩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工業基礎，還有大量的人才」。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常健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衝破舊有束縛與制度化重新建立的過程。大邱莊在改革初期確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鄉鎮工業企業的思路，不僅扭轉了以糧為綱的傳統，也衝破了很多制度性束縛，但這個「解凍期」的過程不可能持久，社會必然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制度化束縛進入「再凍期」，如果始終把「衝破」變成永恆的模式，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大邱莊的問題就在於過度地依賴「政治強人」，決策、管理、運行沒有體制化。

　　「如今回頭看禹作敏的悲劇，就是沒有意識到他的突破只是暫時的、歷史的現象，頭腦中沒有建立新規範的意識，這導致了他不願意重新面對政府和法律的約束，出現問題後一錯再錯最終走上不歸路。」常健說。

　　而在一定意義上，今天的大邱莊也給無數農村提供了參照系，並為鄉鎮企業改革提供了參照，「大邱莊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國鄉鎮企業和鄉村治理模式的方向。」敖坤指出，大邱莊的經驗讓許許多多的後繼者少走了彎路、錯路，大大節省了社會變革所應付出的代價、成本，「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改革的『先行者』大邱莊，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