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劉以鬯\資料圖片

　　周六早上，得知劉以鬯去世的消息，頗為感慨。年初的時候，《大公報》、《香港文學》等報刊都提前刊發了他的百歲誕辰專欄，我還寫了一篇題為「世紀劉以鬯」的文章。沒想到，12月百歲生日未到，他就撒手歸去了。\趙稀方

　　搜尋了一陣，我在書櫥上找出一本一九九六年十月的《香港筆薈》雜誌。上面刊載的是我的第一篇有關劉以鬯的長文，題為《劉以鬯與現代主義》。可以說，是劉以鬯打動了我，讓我後來走上香港文學研究之路。

　　媒體的反應很快，上午已經看到了幾篇有關於劉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人們對於香港了解不多，談劉以鬯，不是借助王家衛，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說，劉以鬯在內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並舉的人物。」我覺得有點諷刺，劉以鬯終身堅守純文學，沒想到終於還要借助於武俠小說家而為人所知，這是純文學的悲哀吧？

　　說劉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他資格很老，早期其實是現代文學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學時代劉以鬯就在上海參加了無名文藝社和狂流文藝會，並在《人生畫報》（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卷六期）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學畢業後，「七七事變」爆發，劉以鬯入聖約翰大學，又在《文匯報》副刊「文筆」發表了多篇小說。大學畢業後，他就開始在多家報刊任編輯工作，並發表作品。他還於一九四五年創辦了懷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譯波德萊爾《惡之花掇英》、施蟄存《待旦錄》、李健吾《好事近》等著作。從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劉以鬯純文學和現代主義的趣味。他與姚雪垠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因戰爭環境而中止，他帶着一部分稿件如孫伏園《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等稿件來到香港。一九五一年，他在編輯香港《星島週報》時，把這些文章發表了出來。劉以鬯後來一直有深厚的中國現代文學情結，喜歡評論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作家，並專門發表過專著《端木蕻良論》。由此可見，劉以鬯一直在聯接着內地和香港，傳承發展着中國現代文學。

　　要在香港傳承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談何容易。香港的商業社會，文學得不到支持，只能在市場上自生自滅。《酒徒》（一九六二）全面反映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淪狀況，揭示了商業化的香港都市對於人的心靈的壓抑與扭曲。表現在形式上，劉以鬯打破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小說模式，以一種非邏輯的表述形式，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酒徒》被稱為中國當代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劉以鬯對傳統小說結構的變革主要有兩種類型：意識流與反小說。《酒徒》之後，劉以鬯主要將意識流運用於「故事新編」上。魯迅以來，故事新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歷有傳統，但劉以鬯的《寺內》等小說的隱性心理流動卻另出機杼。「反小說」指對於傳統小說結構的拆毀，《對倒》吸收福克納《野棕櫚》中的音樂「對位法」，分別用不同章節寫兩個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獨特，無怪乎後來引起王家衛的興趣。

　　劉以鬯不但有小說實驗，也有批評實踐。劉以鬯批評的問題意識很明顯，他既有中國現代文學背景，又有最新的西方文學視野。他對於現代小說，有很獨特的看法。在《酒徒》中，他說：「照我看來，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最具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首推沈從文。」「談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張愛玲、端木蕻良與蘆焚（即師陀）。張愛玲出現在中國文壇，猶如黑暗中出現的光。」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新時期對於沈從文、張愛玲等中國現代作家的重新評價，一直到新時期才開始，劉以鬯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這種看法，委實超前。

　　世紀末的時候，劉以鬯的《酒徒》分別入選了「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和「二十世紀香港小說百強」幾個不同華語地區的百優文學作品，這說明了他的文學成就在華文文壇上受到普遍尊重。二○○七年，香港特區政府給劉以鬯頒發了榮譽勳章，表彰他對中文寫作的傑出成就和對香港文學的貢獻，這是對於他的一生的最好總結。 （副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