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元山認為，本港對金融科技的規管太多，某程度「扼殺」了創新

　　「智慧經濟」是智慧城市其中一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發展金融科技（Fin Tech）有領先優勢。不過，學者及科技界人士認為，港府規管過嚴，令創新空間較少；反而內地「先試先行」容許小企業摸索發展，有風險才規管，令部分技術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寶」以及微信「錢包」迅速成長，顛覆傳統。

　　本港金融專業服務發展成熟，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團結香港基金公共政策部主管黃元山表示，全球以科技方向發展，香港要找一個比較有競爭優勢的範疇去做，必然是金融科技。不過他認為，在本港要創新、做金融科技的規管太多，門檻過高，某程度「扼殺」了創新。

　　黃元山以社交借貸（Peer-to-Peer Lending）作為例子指出，美國早已有初創公司專門營運這種生意，市民可以不用在銀行借錢，透過上網，公司分析客戶借貸紀錄，已可以決定貸款，而那間公司現已是上市公司。但套用在香港，這種嶄新做法則會構成非法集資。

　　內地容許小企業摸索發展

　　黃形容，外國及內地的發展方向是「抓大放小」，香港的方向卻是「抓小放大」，「國內是當企業規模仍是很小的時候，願意讓小企業自己去摸索，摸索的過程中，市場上自然形成一個生態系統，便會知道如何可以去監管。」他舉例指，阿里巴巴的支付寶、騰訊的微信等，都是讓他們自由發展，香港則是反其道而行，先有監管後有生態，做法似是預測將來生態，「但科技是日新月異，難以用一套舊思維去監察新的科技。」他認為，這正是限制了創新發展的原因之一。

　　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亦稱，本港過去在金融科技確是很有優勢，當全球仍未有電子支付的年代，香港已率先推出八達通，但其後發展一直停滯，政府也無再推動發展。內地則把握「後來者」優勢，沒有採用卡類支付，直接進入了移動支付年代。

　　楊全盛稱，過去與日本等其他國家的智慧城市組織交流時，對方欣賞香港在個人私隱及法規方面的完整與成熟，但他認為完整法規也即是考慮因素增加，容易窒礙社會創新的推動。他認為政府應在創新與法規間取得平衡，如果在框架上，例如在沙盒（sandbox）上可以試驗，即為執行中的程式提供的隔離環境，做到先試先行。

　　發展和保障用戶間取平衡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曾於網誌強調，香港以「風險為本、科技中立」為監管原則。金管局發言人解釋，在制定和執行監管政策和規範時，只會根據業務運作性質和衍生的風險作判斷，並不會指定或排除某一種科技。監管理念是在科技發展和保障消費者兩方面取得適當平衡，目的是要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讓市場參與者在有利創新和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營運。

　　發言人又指，社會上有意見認為「大數據」是發展新經濟的主要動力之一，在確保客戶個人資料及私隱的前提下，當局相信大數據的運用可望促進金融科技的發展，惠及整體經濟及消費者。至於業界是否和怎樣開放大數據，相信可透過市場競爭尋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