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覆核黃之鋒等三人判刑，裁判官維持原判。裁判官採用了支持「佔中」的觀點，處理這個案件，違反了以法律為根據辦案的準繩，違反了法治原則。

　　裁判官說「沒有煽動非法集會判刑的法律依據」，「過去的判例只有一半一半的機會判刑」，「不能因為後來的『佔中』事件，判處嚇阻性的刑罰」，「被告是初犯」，「而且有悔意」，不必監禁，判處服務令就可以。這些說法完全都不成立，只能說明裁判官明顯地偏袒犯罪者，違背了法律的公義。

　　所有的法律，制定的原則是要保障社會的穩定，保障廣大人民起碼的利益和權利，不能允許某些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侵害別人的權利、名譽、人身安全和利益。

　　任何尊重事實的人，都會承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三人，是「佔中」事件的指揮者和組織者，連反對派都承認「重奪公民廣場掀佔領運動序幕」。當晚捲入的人就有一百多人，而且令到十個保安員受傷，後來更加發展成為數以萬計的人參與的「佔中」，破壞法治，癱瘓政府總部的運作，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蒙羞，許多中小企業的營業受損，公共交通秩序大亂，且持續了七十九天。這是違反公安法例的刑事行為，完全不屬於「表達意見」和「言論自由」的範圍。裁判官在兩次判決的時候，都把這個案件歸類於「言論自由」和「表達意見」，這在案件定性的基準上，是完全錯誤的，違反了法律有關非法集會、破壞公安的定義。裁判官竟然說「一班學生為咗佢哋嘅理想、理念，同三合會為自己利益犯案係好大分別」，認為最重要是考慮每宗案件的個別案情，說判刑時已考慮各被告的犯罪行為、動機及悔意等，判三名初犯的被告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在法理上能代替監禁。

　　在犯罪動機問題上，裁判官基本上是站在被告的立場，認同其行為，裁判官說「相信三名被告是真心為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出於對社會現狀的關心，而表達意見和訴求，目的和動機並非只為個人利益和傷害他人」。認為三名被告是「勇於表達意見的年輕人」。這個法律觀點，是大錯特錯的。三名被告並不是表達意見，而是煽動他人犯罪，進行非法集會，並且佔領政府總部的廣場。他們親自帶隊，爬過了政府總部十多呎的護欄，下面有保安員，他們居高跳下去，造成了保安員受傷。這是犯罪的行動，實際上造成了傷害他人的後果。絕對不能一句定性於「勇於表達意見」就化解了他們的犯罪行為。這種行為和表達意見完全無關。裁判官的判斷力和對事實的認知，出了問題。裁判官如此厚愛三個被告人，卻對於十個受傷的保安員，不屑一顧，對於整個社會的公安秩序受到破壞也懶理。這是一個公正的裁判官應有的表現嗎？

　　裁判官為了不判處坐監，故意隱瞞事實，說普通法法庭並沒有太多的判例可以參考。這完全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美國的法庭處理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就有多名被告被定罪，有的判處三個月徒刑。香港的法院，也有大量關於非法集會和煽動的判刑案例。裁判官絕對不應視而不見。

　　判處服務令，有先決條件：法官認為被告人已經知道悔改，圖通過服務令幫助他重新做人。但實際上，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一直認為「佔中」是「爭取民主」，他們決不會後悔。既然如此，裁判官又憑什麼認為他們已經悔改了？

　　裁判官以被告「出發點是好的」「動機是好的」作為判決與量刑依據，會造成判案先例，影響以後的案件的判決。如此情況，很難不令人憂慮，香港特區法庭的某些法官是否已帶有黃絲帶的政治立場，成為「佔中」的保護傘？如果是這樣，法治的核心價值將會蕩然無存。

　　所謂「動機論」，完全是一種主觀抽象的判斷，完全沒有客觀的標準，沒有法律邏輯。「動機論」的用意非常清楚，法官事先已經有政治立場，所以就贊同他們的行動。至於刑事法律規定了什麼行為是禁止的，法律不容許的，傷害大眾的利益的，法官完全放在了服從「動機論」的位置上，法律成為了政治的奴僕，成了可有可無。正因為如此，傷害他人身體，也不必判處坐監。最近，有一個內地遊客，以跑步的姿態撞向一名老婦，讓她跌倒，結果這個遊客判處了五個月又一個星期的監禁。大規模非法集會的量刑，比一般的街頭相遇吵架和打架傷人案件，嚴重得多。

　　根據公安條例17A，可以判處五年的監禁。所以，法官不能以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判案，而應該以事實和法律的量刑進行判案。裁判官完全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佔領華爾街」一案中，紐約州審判庭判決指出「言論和集會權不是絕對的」。判決書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