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庭以「意識形態」「好壞」作為判決標準，試問還能有真正司法公正？前日，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及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佔中」前在「公民廣場」非法集會案，律政司就三人刑期申請覆核，東區裁判法院拒絕律政司刑期申請覆核，三人刑期維持不變。這一判決引起社會強烈反響，認為法庭一而再、再而三作出輕判，是歪曲法治精神。事實上，如果聯繫到「佔中」以來諸多類似案件，可以發現，法庭經常以被告「出發點是好的」、「動機是好的」作為判決與量刑依歸，大部分案件都以輕判了結。如此情況，很難不令人憂慮，香港特區法庭與法官們，是否已被政治意識形態所主導？

　　一個月前，黃之鋒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羅冠聰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周永康則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黃及羅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80小時及120小時，周因需赴英國升學，判三星期監禁，緩刑一年。判決一出，社會一片嘩然，認為如此嚴重的罪刑最終以如此方式輕判，無法體現法律公正。其後律政司申請覆核，最終又被判以維持原判。

　　這宗案件之所以引起強烈關注，核心一點在於，法官到底是以何種準則作為判決依歸？例如，裁判官早前在判詞中指：「本案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考慮案件時要考慮被告犯案動機及目的，而法庭信納三人是真心因自己政治理念或關心社會現狀而表達自己訴求，目的及動機非為自己利益或傷害他人。」到了前日，裁判官解釋稱，早前頒布的判刑理由「已充分回應控方判刑覆核申請的各項理據」，並指控方引用的案例涉及三合會及非常暴力案情，與本案「截然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加上近似案例有不時判處非監禁式刑罰，因此在考慮所有情況及「控方未能提出足夠理據」下，決定維持原判，訟費亦需由律政司承擔。

　　犯案「動機」與「目的」，何時成為主要甚至是「決定性」判決依據？按照裁判官意思，三名被告犯罪行為是出於「好」動機，他們是因為自己信念或關心社會現狀而表達意見及訴求，動機並非為利益或傷害他人。這些理由值得商榷。一般而言，量刑時考慮犯罪動機（criminal motivation）是可行。犯罪動機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內心衝動和起因，它可以顯示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程度。例如，張三殺李四，其目的是要將李四殺死。但如果再深入追問一下，張三為什麼要殺李四，這就牽涉到犯罪動機問題，他可能出於仇恨、滅口或替天行道。了解犯罪動機以後，才能掌握張三殺人真正起因。相比之下，替天行道的動機或許值得同情，但不值得支持。（參照城大法律學院顧敏康教授的觀點）。

　　一個不爭事實是，被告的所為對社會造成嚴重損失，無論他們有什麼政治理想和崇高動機，都不能作為擾亂社會、破壞法治的理由。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也有他們的政治理想動機亦非為自己利益而去傷害他人，難道可以同情和寬恕？又比如美國的斯諾登，為了保護美國人資訊自由不被政府竊取，而作出曝光行為，動機獲得全世界人民讚好，甚至還有電影替他「正名」，如此好的動機，是否可以被判無罪？事實恰恰相反，美國當局全球「追殺」他，拒絕「無罪」引渡，至今有家歸不得。在裁判官眼中，黃之鋒等人「出發點」大概與斯諾登類同，但何以同是普通法管轄區的美國會有截然不同立場？

　　實際上，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前日已經指出，判刑應考慮各被告刑責，而非側重被告犯案動機。是案發生時，非法集結牽涉人數眾多、有近百人，案情嚴重，且三人是有預謀地犯案，一般會判即時監禁的阻嚇性刑罰；再加上被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反映他們對事件沒有悔意，故判時監禁是唯一選擇。這些理由足以道出法庭判決的「不公正」性。

　　如果聯繫到其他案件，實際上可以發現，此類「動機論」似乎已經成為法庭判決依據。據統計，截至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共有955人因參與「佔中」行動被捕，當中起訴有216人，需承擔法律後果的只有123人，罪名成立的更只有81人。另據亞太法律協會統計，當中只有不足一半人被判處二日至十個月監禁，其餘都是被判罰款、社會服務令或感化令，認為相比英國、澳洲、新加坡等地在處理違反公眾安全和秩序事件手法及判決，香港明顯趨於輕判。

　　為什麼如此眾多「佔中」案件都以相同「輕判」結果告終？是法庭已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還是香港司法獨立根本就是一個笑話？如果參照前日代表周永康的大律師蔡維邦一番話，其實公眾心中已經有了答案。這位大律師在陳辭時質疑，律政司是輿論壓力下提出覆核，理據顛倒法理，感覺控方陳辭時「好為難」。他又引用羅馬總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因受法利賽祭司壓力，而讓他們釘死耶穌的故事，請求裁判官不要向現代法利賽人就範。

　　在某些人眼中，黃之鋒等人已經成為了「耶穌」，而特區政府則成了「惡魔」，當中政治因素已經躍然於紙上。顯然，政治立場正在嚴重侵蝕着香港法治精神，這是香港真正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