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教育問題又起紛爭,這次涉及的是廣東話在香港社會的「母語」地位。教育問題本質上是政治的問題,香港曾經歷港英的殖民地管治,亦是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工作語言及教學語言更加複雜及容易引起社會紛爭。
一個現代城市必然包括不同文化的群體,各社群都各自有其獨特的語言、宗教及傳統信仰或習俗。從文化層面看,語言不單是人們互相交流的主要途徑,還涉及個人與群體的文化及身份認同等重要問題。學習一種語言同時亦了解一種文化。若然少數人士刻意挑起語言的問題,不單會令社會出現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更會影響下一代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甚至動搖一個民族傳統文化之根源。從經濟層面看,現代全球化城市可包括一種或多種工作語言。不少研究指出多語言制度(multilingualism)能夠促進貿易。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語言的制定會影響經濟及政治精英的組成及大眾的工作前景,最終關乎於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一些地區如歐盟更提倡三語政策: 家庭語言(home language)、另一種歐盟語言(another EU language)及世界語言(a world language)。歷史上,一個地區的主流語言可以隨着社會等不同因素而有所改變。曾在歐洲及英國精英群體盛極一時的拉丁語已經不普遍使用。總而言之,負責任的政府及教育部門不能對語言問題掉以輕心。
政治偏見扼殺學生視野
是次爭議源於教育局2013年上載的普通話課程配套資料中,有一篇關於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宋欣橋先生撰寫的文章。筆者認為,現時個別傳媒及人士有抑普(通話)揚粵(語)的傾向,一些更認為粵語是獨立語言及渲染特區政府有意打壓粵語教學。為此,筆者特意詳細閱讀宋欣橋先生的有關學術文章,感到這篇學術文章的觀點與現時的爭論是兩回事。內容從語言學理論分析漢語的地域變體,並梳理普通話及粵方言的屬性及探討回歸後特區政府語言教學的一些特點等。重要的是,有關文章結集在《集思廣益(四輯)》,副標題為「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嚴格而言,筆者認為宋欣橋先生的文章是經驗分享之談多於是一篇傳統的學術研究文章。現實裏,各人教與學的經驗都可以有各種看法,現在個別人士卻斷章取義評論個別字句,不單對文章作者不公平,亦對如何改善香港的中文水平及普通話教學沒有太大幫助。反而,文章有幾點確實帶出了香港的語言教學問題。
第一,回歸以來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產生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將「英語」、「普通話」及「粵語」看作成三種語言。從個人的學習經驗看,筆者認同宋欣橋先生的這個觀點。筆者在初中學習時剛巧是回歸時期,就讀的是英文中學,但在學習及平時交流仍然以廣東話為主。當學習普通話時,不同老師都經常表達一種相似的看法,即以學習「外語」的心態及方法掌握普通話。這令筆者從小時候便感覺普通話並不是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一個地區的國家語言及官方語言可以不同,但在香港從來少談國家語言。這在情感上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及動機。畢竟學習任何語言都需要付出無比的時間、金錢及毅力,過程極其辛苦。若然情感上沒有特別的喜好,「兩文三語」中的第二或第三種語言便是應付考試而已。再者,普通話及廣東話在發音及書寫上存在差異,但只算是漢語的一個分支。將普通話看作「外語」教學亦可能影響教學方法等。西方的權威語言學家是否真的了解兩者差異及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以及文字及語言體現各不同群體的相互交融是值得關注。
另一方面,筆者坦然也不明白為何香港官立、津貼及直資中小學的正規中文如此重視廣東話教學。筆者在香港讀大學的時期才認識一些畢業於國際學校的學生,他們的英文及第二種語言(例如法語或西班牙語)的運用水平很高,但他們很多都不太懂得廣東話。事實上,國際學校的正規課程中也不是以廣東話教學為重點。有人可能認為國際學校以外籍學生為主,當然不用多學廣東話。不過,香港是市場主導的社會,若然廣東話真的極為重要,家長會以各種方式令國際學校的課程也多教廣東話,但現實是另一回事。剛回歸時,香港曾大幅增加中文中學的數目,但香港的家長及學生的想法卻希望多學習英語。若然普通話能增強兒女的未來工作優勢,筆者相信不少香港家長也希望學校老師多教普通話。
語言優勢是競爭力體現
這也涉及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文章中宋欣橋先生亦詳細討論:普通話教學放在那個年級教最好?若然我們堅持廣東話及普通話都是同一種語言,情感上一些人或許未能接受,但事實上學習廣東話是已掌握漢語的基本詞彙,語法知識及造句等。從此角度看,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最大分別在於發音,而漢語拼音用法更是非常重要。宋欣橋先生指出,有教育心理學家指出大多數人學習語音的關鍵時間是2至13歲,過了13歲後便難免帶上口音,再難以發出某種語言的標準發音了。誠然,筆者認為香港人說普通話具廣東話口音也沒有大問題,反而有一種「廣東嶺南文化」或「香港文化」的獨特語言特色。前提是香港新一代學生能說出一口正確的普通話,那怕是有一口濃厚的香港口音。
以上只是宋欣橋先生文章提及的個別議題,筆者也未能全面表達宋老師的全部觀點,但這些比提問特首或教育局長的母語是什麼來得更有意義。理想地看,香港負責教育的官員、學者及議員深入了解及思考有關普通話教學的問題對培育香港下一代更為重要。現時,無論在香港社會或全球各地的普通話使用程度越來越普遍,不少外國青年甚至連特朗普的孫女兒阿拉貝拉(Arabella)也能以普通話朗誦《三字經》及唱出優美悅耳的中文歌,香港需要維持國際城市的競爭力及語言優勢,學生需要學習普通話更是無可爭議,那怕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客家話或潮州話等等。
城市智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