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佔香港後，1942年初我帶着兒子、女兒和家婆共4人，買船票坐拖渡船從香港回廣州，全船約480人。船到廣州南石頭後，被日軍攔住不給上岸，說要檢查瘟疫……我在船上大約月餘，我走的時候，原來的480人，最後只剩下40餘人。」這是1994年時年80歲的香港難民倖存者何瓊菊的證言。
何瓊菊的兒子、逃難時僅八九歲的馮芳標對南石頭印象深刻：「船上的人數一天天減少……當時日軍製造『理由』要把我們整死，或讓細菌在我們身上互相傳染。」
何瓊菊的證詞與「波第8604部隊」老兵丸山茂供述互相印證。1993年，他寫下了屠殺證詞，明確指出「大量屠殺香港難民的細菌戰，起因於日軍對香港的侵略……軍方為了保持廣州市的治安穩定，不讓他們進入廣州市，而關在灘（南）石頭難民收容所裏，施以慘無人道的細菌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