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策動「佔中」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往台灣出席「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論壇，並在論壇中大談他的「港獨」願景，惹來了全城聲討。不少意見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嚴正執法，禁止反對派煽動「港獨」，並規管「港獨」分子與外部分裂勢力的勾連活動。然而，是次事件某程度亦反映出一個事實：現行法例存在法律漏洞，政府必須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才能填補現存的法律缺位。

　　現行法例存有漏洞

　　首先，不少人認為，戴耀廷當日發表「播獨」言論，已是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煽動意圖罪。可是，不論他的言論是否構成煽動，但因他是在台灣而非香港發表言論，這便涉及香港的域外司法管轄權問題。

　　一般而言，只有在香港行政區域範圍內所犯下的刑事罪行，香港法院才擁有司法管轄權，除非另有條文規定。例如：任何人若觸犯了《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第2（2）條和第2（3）條所列的兩類罪行；又或者列明具有域外效力的條文提述，如《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中，便列明「任何人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賄賂公職人員，均屬犯罪。然而，在現行的煽動意圖罪中，既無列明具有域外效力的條文提述，亦不屬於《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第2（2）條的「甲類罪行」，政府亦因此不能提出檢控，實在有其堵塞漏洞的必要。

　　至於勾連外部勢力的問題，則存在兩個法律漏洞。第一，戴耀廷當日「播獨」，是以個人身份出席活動，並無代表任何政治團體。現時香港並無法例，能夠阻止個人跟外部分裂勢力勾連。更值得注意是，即使《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政府應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也只是要求立法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換句話說，即使政府重推第23條立法，也未必會立法禁止個人跟外部分裂勢力勾連。若是立法禁止的話，則有可能惹來司法覆核的挑戰。然而，在今次戴耀廷「播獨」事件中，我們已能看到，一個知名度頗高的個人跟外部勢力勾連，也能對香港社會構成極壞的影響。由此可見，規管個人跟外部勢力勾連，實在有其必要。

　　政治性團體定義太狹窄

　　勾連外部勢力問題的另一漏洞，則是現行《社團條例》第8條雖已禁止香港的政治性團體，跟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繫，但是條文在「政治性團體」的定義則訂得太狹窄。在現行條文中，只有該團體是「政黨」或「宣稱是政黨」，或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才算是「政治性團體」。在這定義下，主要功能是策動街頭運動的「社運組織」，便不受規管。

　　然而，大家經歷過「佔中」一役之後，便會知道「社運組織」也可以作出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的公眾秩序。為何現行法例只限制政黨跟外部勢力勾連，而不限制「社運組織」呢？此外，《社團條例》雖已將接受外部政治勢力的資助、贊助或財政支援，列作「聯繫」的一種，香港卻從沒法例禁止匿名捐獻。在此情況下，外部政治勢力透過「白手套」進行匿名捐獻，政府又如何查覺呢？

　　總括而言，戴耀廷今次「播獨」，已顯露出現行煽動罪沒有域外法律效力、《社團條例》將「政治性團體」的定義訂得太窄、無法阻截外部勢力透過匿名方式資助香港政團，以及無法規管個人跟外部勢力勾連的問題。特區政府應盡快展開第23條立法工作，並在立法過程中堵塞漏洞。

　　另一方面，若是中央認為，香港應立法限制個人跟外部分裂勢力勾連，便有必要根據《基本法》第159條啟動修法程序，修正第23條的條文。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