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建議修改憲法部分內容，消息公布後，旋即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西方國家的一些媒體，不顧自身的制度缺陷與嚴重問題，對中共的修憲建議極盡攻擊之能事，冷嘲熱諷，充斥其間的是顯而易見政治偏見。但這種偏見與攻擊，難掩西方政治制度上的「衰敗」，也無法否定中國模式的成功。事實上，此次修憲不僅對中國乃至是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將起到極其重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此次修憲將成為世界政治制度發展的一道重要分水嶺，極具歷史與現實意義。

　　從制度角度而言，此次修憲意義重大。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既順應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要求，又遵循憲法法律發展規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利於更好發揮憲法的規範、引領、推動、保障作用。而若從現實角度，此次修憲的內容符合國情、符合實際，既保持了憲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有新的重大發展，有助於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是新時代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西方政治制度的「衰敗」

　　實際上，西方媒體攻擊此次修憲，所持理由完全是從西方角度出發，嚴重脫離中國的國情，更無視西方政治制度存在已久的嚴重問題。

　　美國學者福山兩年前出版《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對西方民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儘管他並沒有指出什麼才是更佳的政治制度，但早在皮凱蒂和福山之前，已經有大量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美國民主正在經歷一場衰敗，其具體表現為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縮小、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影響甚微、富人的政策偏好對公共政策有着顯著影響、普通民眾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認同感越來越弱等等。這些問題只是問題的表象，更深一層的是所謂的「民主制度」。

　　正如內地學者楊雪冬所指出的，在美國，多黨制帶來的一個後果是政黨分贓，也就是根據政治效忠而非能力來任命公職人員。儘管職業文官的出現確保了政府基本運行不受選舉影響，但是總統依然掌握着重要職位的委任權。總統會用一些職位來回報競選「金主」或關係密切者。隨着競選支出的不斷增加，資本力量對於政治的影響更為深刻，干預政治的方式更為直接明顯。

　　有研究顯示，從1953年到1980年的九屆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23人，其中10人曾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級合夥人，8人曾是大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5人曾在華盛頓或紐約做過高級律師。除了核心職務，其他要職也是一樣。比如，杜魯門兩年間任命了120名官員，49位是銀行家或實業家，其他人也大都與財團有關。在奧巴馬第一屆政府中，1/3的成員來自游說團體。

　　一個如此不堪的制度，又有何理由攻擊他國的制度優化？再如學者黃錇所分析的，被西方所標榜成功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所謂的競爭性投票機制中，選民往往用選票來表達自身訴求，而對候選人的能力素質與國家治理決策需求是否相契合可能不會充分考慮。候選人也會迎合多數選民的需求來獲取選票。在不同群體發生利益衝突時，少數選民的利益很可能會被忽略甚至犧牲，不同利益訴求之間的調和難以充分體現。雖然在理論上可以通過制度建構來保護少數選民的利益，但在競爭性投票機制中獲勝的候選人，其迎合多數選民的傾向不容易發生實質性改變。

　　「民主選舉」真的是「萬應靈丹」？實際上，除了難以選出合適的政治決策者，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候選人不可避免地強調自身與競選對手之間的區別，甚至攻擊、貶低競選對手。這就會不斷加深其所代表的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對立，導致社會分歧擴大，社會共識被撕裂。一個缺乏共識的社會必然存在效率低下、政策難以有效實施等問題，從而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當前美國政治亂象，足以說明了問題。

　　西方媒體的「雙重標準」

　　西方媒體一方面無視自己國家的嚴重制度問題，另一方面極力攻擊中國此次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議做法，雙重標準與自相矛盾的邏輯，令人可笑。

　　實際上，修憲絕非意味着所謂的「終身執政」，更不意味着改變制度，而是對現有制度的優化。眾所周知，國際政壇上也不乏老面孔，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2005年出任總理直到今天還活躍在德國政壇，謀求自己的第四任期。日本執政黨自民黨2017年修改黨章，將總裁任期從兩屆六年延長至三屆9年，這使得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可能會幹到2021年。對於這些常年把持一國政壇的領導人，西方怎麼就不就其合理性提出質疑呢？「雙重標準」表露無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而眾所周知的是，黨總書記沒有任期限制，軍委主席也沒有任期限制，此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這「三位一體」制度的進一步優化的體現。而從另一角度，這種做法並非首次。1975年1月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的第二部憲法，不設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

　　總而言之，中國此次修改憲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又一次制度「升級」，是大勢所趨，更是民心所向，絕非西方勢力所能抹黑阻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