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香港存在着兩套對「一國兩制」的詮釋。一套是中央的詮釋，起源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強調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另一套則是香港的反對勢力和部分法律界精英的詮釋，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從香港本位出發，口頭上承認但實質上質疑或不承認中央的權力。顯然，後者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是不正確的。

　　中央與愛國力量的正確詮釋

　　然而，在香港回歸後的大部分時間內，基於種種原因，不正確的詮釋在香港廣泛流傳，對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也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貫徹造成了嚴重障礙。由於這個不正確詮釋的存在，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權力，比如人大釋法時，反對勢力和一些法律界精英便很容易以中央破壞高度自治和損害香港的法治為由，挑起港人與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對抗，並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

　　不過，從過去幾年開始，讓「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出現波折的情況正在逐漸得到糾正。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央主動，愛國力量積極配合，正確的「一國兩制」詮釋在香港得到廣泛傳播。一方面，國家領導人、中央官員和內地專家學者大力度地宣講正確的「一國兩制」觀點，並不時引述鄧小平的言論，以證明中央「一以貫之」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所以不存在中央改變對港政策的情況。

　　首先，2014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至為重要。第二，在中央清晰表明其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後，香港的愛國力量便「有規可循」，敢於積極參與到推廣正確的「一國兩制」詮釋的行動之中，從而與中央形成「合力」。第三，中央和愛國力量改變了過去對「一國兩制」的不正確詮釋的態度，對不正確的詮釋嚴厲駁斥，讓香港人不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不正確詮釋的影響。第四，香港的主流媒體出於追求有價值的新聞的動機，願意大幅報道來自中央和重量級愛國人士的言論，從而讓那些正確的「一國兩制」詮釋為更多香港人所認識。

　　對正確的「一國兩制」詮釋，港人多了接觸的機會，因此對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多了一份理解，對反對派和部分法律界精英的立場多了一份懷疑。以此之故，過去幾次由重大事件而引發的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與不正確的政治爭議，尤其是對中央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問題，不正確的詮釋都不能像過去那樣取得明顯優勢。相當多的港人能夠從較複雜和務實的角度審視問題。主流媒體在立場上對那些爭議也趨於多元化，沒有重現過去那種一面倒偏幫反對派和法律界精英的情況。

　　正因如此，那些政治爭議沒有好像以前般演化為激烈和大型的政治衝突，同時也印證了，反對派利用其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來動員群眾的能力大為減弱。過去幾年的重大事件，包括圍繞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和人大常委會對香港與內地達成的關於「一地兩檢」協議的決定。事實上，中央和香港愛國力量在那些爭論中表現得堅定和勇猛，論述能力和質量明顯有所提升，因而對不正確的詮釋造成了沉重打擊。

　　我們也必須承認，雖然可以肯定過去幾年所取得的成績，但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詮釋在香港仍然尚未居於主導地位，不正確的詮釋仍然有不少市場，因此兩套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的鬥爭，仍會繼續下去。基本法第23條立法和日後仍會出現的「政制改革」問題，可說是未來的戰場。因此，如何加深港人對「一國兩制」正確詮釋的認識和認同，仍然是中央和愛國力量日後工作的重點。

　　從「前瞻性」角度部署未來工作

　　過去幾年的「成功」經驗值得好好總結。為了改善工作，我認為有幾方面值得關注。

　　第一，香港的愛國力量往往只是在明確了解中央的立場後才願意積極行動，而且在積極行動後他們期望中央不會改變立場，否則他們便會陷入「險境」，並因此損失公信力。因此，中央領導的主動性和立場的堅定性非常重要。

　　第二，為了奪取先機，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需要從「前瞻性」的角度來部署未來的工作。比如說，從現在開始中央和愛國力量便要為日後基本法23條立法做好政治上、法律上和心理上的鋪墊。

　　第三，過去幾年，香港特區政府在兩套對「一國兩制」詮釋的鬥爭上，參與的積極性有待提高。當然，我理解政府的各種政治顧慮，但作為香港特區的管治者，特區官員在宣揚正確的對「一國兩制」的詮釋上，責無旁貸。就算不能「勇不可當」，也需要努力與中央和愛國力量「並肩作戰」，形成更大的「合力」。

　　第四，要有計劃地做好人才培訓工作。在日後的戰鬥中，需要大量有政治論述能力的愛國人士。目前老一輩的愛國人士還戰鬥在第一線，但他們很快便會因為年齡而退下火線。因此，盡快培育人才，並讓他們在鬥爭中錘煉和成長，至關重要。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