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有一位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在演說中這樣概括達爾文的進化論：「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一定是最強大的，也不一定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這段話雖不能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內找到，卻是大有道理。縱觀世界經濟史，名不經傳的小公司走對了路後可變成巨無霸，曾領一代風騷的公司也因沒有掌握到世界的變化而要退出歷史舞台，只要看一看「一雞死一雞鳴」的高科技企業便知此言不虛。過去港人常以靈活應變見稱，但近年經濟表現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是否因為港人對變化已不太懂得應對？

　　我們只要看一看香港的就業情況，便可知大多數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二十年來收入增幅甚慢，但也有小部分畢業後即可在職場中獲得很高薪酬。成功的多是因為他們掌握的技能可符合世界的新需求。此種情況自然會引致收入不均，事實上，以2015年為例，家庭收入的平均數等於家庭收入中位數1.69倍，這反映出有一小部分人薪酬遠遠高於一般人等。我們若將港人薪水與新興國家相比，也可發覺中國內地、印度等地人民收入上升的速度遠遠地超過香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現象？我相信是因不同人等對世界上的變化反應的能力不一所致。

　　錯失科技發展的絕佳機會

　　近三十年來，有兩大動力推動着世界經濟的變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的急速進步，而這二者又是緊密關連的。全球化使產品的市場擴大，國際上的分工也愈來愈細密，例如一部手機的零件可以來自多個不同的國家。分工細、市場大本身便會推動生產力，舉個例子，內地的微信有近十億的活躍用戶，一個應用程式若被採納，錢途不可限量，所以這會激勵很多人去改進程式的設計。反過來看，科技的進步又會促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易實現，只要我們看看今天通訊科技的發達，便可知天涯若比鄰已非難事，整個世界都緊密連在一起。全球化與科技雙劍合璧，互為影響，又會加快及加大它們對世界的影響。

　　這便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生存環境。而世上各地的變化中，又以內地的進展最為使人目不暇給。近年中國有所謂新的「四大發明」，即高鐵、共享單車、電子商貿與支付寶，樣樣都在顛覆着人民的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這些變化，不斷地在拷問我們：香港能適應到它們，利用到它們，還是會被它們淘汰？

　　就以這四大發明作例子，香港的回應可算是十分遲鈍的。過去八達通是極優秀的發明，使香港在小支付額的交易中領先世界。但現時通過用支付寶或微信進行的電子商貿，真的是太方便了，遠遠把沒有進步的八達通拋在後面，這難道不是向我們發出不進則退的警號嗎？共享單車在港也有人搞過，但開始時有人在惡意破壞。高鐵嗎？這是把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縮短為等同社區間距離的偉大工具，而且節省能源，但香港一直有人對此新科技強烈抗拒，港人能否適應並利用到高鐵帶來的新機遇，使人生疑。

　　在這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巨變中，最明顯使人感到日新月異的是中國內地，而香港這個開放型的國際大都會，恰恰應是最能從這些變化中獲益的城市。但很可惜，我們在香港並未見到應有的迎接新世界的朝氣，機會在那裏，卻少人肯花費精力想想怎樣利用這些機遇去帶動出更新的潮流。是什麼障礙損耗着港人應變創新的能力？

　　政治爭拗牽扯太多精力

　　一個重要的阻力是無止境的政治爭拗。內地近年飛躍式的進步，已使它再非昔日吳下阿蒙，但部分思想僵化或別有用心的政客卻刻意地「妖魔化」中國，對其創新與進步也不聞不問。這是很可惜的，在歷史上最急劇的社會及生產力巨變中，港人竟然痛失機會，參與不足，誰會最吃虧？不要忘記上文提到的進化論中心思想，不懂得審時度勢適應世界變化的人最易被淘汰掉。反之，有部分港人樂於積極了解國家的，則較易掌握到新形勢，最有機會領導新潮流。

　　面對香港的教育，建制有無責任促進新變化？有的，教育界中人必須要問，現在課室中所教的，在五年後還有沒有價值？要不要更新課程？現在教的有沒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使年輕人將來保持着有效率的學習能力。

　　政府也要注意一個趨勢，並對此作出適當的調整。現時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從前的分別很大。在他們從小面對的互聯網世界中，不用證實道聽途說的消息流傳甚廣，容易扭曲他們的認知。網友們也容易物以類聚，意見相近的聚在一起圍爐取暖，外間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一旦進入他們的根據地便會被罵走，久而久之，他們根本搞不清他們小圈子以外的人的看法，把自己的觀點視為人間正義，別人的則全是邪魔歪道。在性格上，由於生育率長期偏低，不少港孩都是獨生孩子，他們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技巧，容易犯上社交上所有的錯誤，在職場中也會吃虧。

　　政府及社會要想法應付此種新變化，否則社會容易撕裂不穩。方法是在學校中引入與他們觀點不同的意見及論據，多與內地交流使他們較易見到新變化，並且多搞一些活動，訓練社交能力及改善人與人間關係的技巧。近50年前，港英政府也曾大搞青年活動，其做法值得參考。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