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北寧（天津）鐵路局局長高紀毅那裏得到消息：「瀋陽來電，日軍調動頻繁，景象異常，可能要出事。」於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鐵路局。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指示報社的王芸生、徐鑄成留守編輯部，隨時接聽汪的電話。
19日凌晨1時，鐵路局接到瀋陽電話，說日軍在柳條湖開火了。汪松年馬上給編輯部打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的消息。此時，《大公報》要聞版已經截稿，張季鸞立刻決定抽掉一小段，補進這條消息，並為這條消息寫了標題──《最後消息》。
原載於1931年9月19日《大公報》的《最後消息》全文如下：據交通方面得到報告，昨夜11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鐵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國兵甚多，因此夜半應行通過該處之平吉火車，當時為慎重起見，亦未能開行。\大公報記者于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