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符合特首林鄭月娥廣納賢能、用人唯才的管治理念。反對派對蔡若蓮的攻擊，說來說去都是四條歪理，經不住駁斥。　

　　第一，反對派罔顧事實，刻意貶損蔡若蓮「能力不高」、「得不到業界認同」，這一說法已被特首林鄭月娥否認，林鄭直言對葉建源部分看法表示失望：「譬如說她能力不高、說她在教育局裏擔任只是中層、說她可能對某些事有特別看法、說她是教聯、一個有政治立場組織的副主席，這些我覺得都是不盡不實。」

　　事實是蔡若蓮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從品格、工作能力到專業經驗，都符合副局長的要求。她先後擔任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及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負責校本課程及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二○一五年，蔡若蓮聯同一班香港教育界人士成立了教師夢想基金，並擔任基金主席，努力解決教師工作量繁重和縮班殺校壓力。蔡若蓮的優點是，既有教育領域的公務員經驗，更從事教職而了解前線教師的難處，熟悉教學的實際，了解學生的需求。

　　選舉失利就不能參政？

　　第二，蔡若蓮因為參選立法會未能勝出，成為反對派反對的又一理由。對於葉建源指蔡若蓮在選舉中落敗，林鄭認為選舉一定有輸有贏，「我不明白為何輸了選舉的人，便不可以再有這份承擔及熱誠為教育界服務。」她又指另一名副局長自由黨的陳浩濂亦在商界（一）的選舉輸給林健鋒，「但我聽不到勝出了的林健鋒議員對於Joseph的委任有什麼意見，甚至他在私底下說這個年輕人很好的，你找到對的人了。」

　　實際上，蔡若蓮沒有贏得議席，是香港教育界政治力量對比的現實所決定的，眾所周知教育界議席從來都是教協的囊中物，但這絕對不說明蔡若蓮沒有當好問責官員的能力和承擔。相反，在選舉中曾經勝出的人，可能不是精英而是令選民大失所望的人，例如先後被DQ的六人，包括辱國辱族的游蕙禎和梁頌恆，以及褻瀆宣誓的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梁國雄四人，他們雖然曾在選舉中勝出，但卻是敗絮其中。

　　第三，反對派因為蔡若蓮贊成推行國民教育而反對林鄭對她的任命。但是蔡若蓮本身從無參與那份有爭議的國民教育教材的製作，她贊成推行國民教育，與大部分公眾原則上並不反對推行國教是一致的。推行國民教育乃是世界發展趨勢，外國學者Ramirez和Boli-Bennett研究了一八七○年到一九七○年各國憲法，發現憲法中訂明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四十三個增加為一百三十九個，這顯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若然簡單地因為蔡若蓮贊成推行國教，反對派就不准出任副局長，違反國際慣例。

　　愛國豈能是「原罪」？

　　第四，反對派以政治劃線，因為蔡若蓮有愛國愛港、教聯會背景，就反對她出任副局長之位。這完全不是考慮如何提升教育水準，而是以政治立場為前提，力拒愛國愛港人士入局，以政治凌駕專業。按照這樣的泛政治化思維，張炳良、羅致光、陸恭蕙，就不可能擔任局長和副局長。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的社評赤裸裸聲稱：「『愛國』是教育官員的原罪」，將反對派反對蔡若蓮出任副局長的底牌暴露出來。但是，愛國不但不是原罪，更是普世價值，不論東西方國家都提倡愛國主義，都有愛國教育。愛國主義本是人類的天然情感，是一種認同自己所屬民族國家的情感與行為，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戰後，西方國家逐步否定民族主義，轉而稱愛國主義。在西方國家看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成為區分先進與落後的標識之一。

　　回歸二十年的今天，反對派仍然將愛國當作「原罪」，將賣國視為理所當然，更不以當漢奸為恥，李柱銘曾說「你話我做漢奸，我日日做漢奸，有需要時做漢奸」，莫非就是某些反對派人士的內心寫照？

　　反對派一方面說要「實現大和解」，另一方面把蔡若蓮的任命視為政府向教育界「開戰」，這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這只會破壞和解，加劇社會撕裂。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