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討論，是中國改革取得基本的經濟成功和秩序穩定之雙重信心後，產生的一種重新確立自身正當性與自主性宏觀意識形態與制度模式討論。其意義，在內政層面表現為深度挖掘和凝煉自身價值觀與實踐理性，以作為進一步改革的可靠基礎，避免全盤西化的和平演變，而在國際政治層面則表現為與美國的體系性競爭。

　　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是自我否定和脫亞入歐的歷史，救亡圖存的基本思想資源亦主要來自西方，中國大地成為西方內部不同思想方案的實驗場和競技平台。這一基本格局至今未能改變。但1978年以來，中國重新融入主流世界的基本經驗，卻產生了一種獨特的中國經驗組合。這使得21世紀的中國如何理解自身和確定未來願景有了不同的思路。21世紀，真正富有競爭意義的世界歷史演變就是中美之爭。中性，美性，中美性，不確定性，如同性別政治一般波譎雲詭，驚心動魄，也激動人心。

　　獨特的中國經驗組合

　　中國模式討論大體始於2005年左右，其思想文化標誌為甘陽的「通三統」論，而體制模式標誌則為關於「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對峙性討論與建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期間達到一定高潮。中國模式論大體面臨三個層面的核心問題，以及四個面向的體制建構任務。三個問題是指：第一，執政黨體制的政法經驗與合法性；第二，中國古典儒家的文化正當性與適度公共化（復興）；第三，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批判或吸納。

　　四重建構是指中國作為世界歷史大國重新崛起的四個維度，是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的融合性建構，一種超大規模的混合政體。具體表現為一個逐步外擴的憲制性層次：第一，作為治理現代化基礎性架構的民主法治國（多數社科學者在這一層面工作，有專業學識但缺乏戰略視野）；第二，作為政治決斷與統合機制的新黨國（強世功、王紹光、鄭永年、柯華慶等，稱為新左翼國家主義）；第三，作為新帝國模式輸出與跨境安全架構的「一帶一路」共同體（王義桅等，主要是國家核心智庫研究專家及戰略性國企高管）；第四，作為終結對抗政治、實現永久和平之中國方案的天下主義理想秩序（趙汀陽、貝淡寧、秋風等，對抗康德自由共和國聯盟範式的中國政治哲學努力，最為艱難）。

　　與上述命題和建構層次相協調，國內知識界除了傳統的自由派堅持西方自由民主整體方案之外，新左派、國家主義、大陸新儒家乃至正統的馬列派，總體工作方向大體在於肯定「中國模式」之基本存在性與正當性的前提下，進行各自學科與思想資源上的重新闡釋與論證，相互之間亦存在複雜的正統性之爭。比如，正統馬列派繼續以相對僵化的意識形態思維批判傳統儒家，所謂的「儒馬關係論」。從體制性話語動向來看，傳統文化復興與實證政治體制穩健改革並駕齊驅，但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時段的西方整體方案則保持戰略性戒備。

　　2017是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中國如何對待西方正逐步分化為三種立場和方法論：

　　其一，中國經驗本位論。以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和文化基礎即刻而直接地理論化，在「四個自信」的結構性維度充實論述，周全內部關係邏輯，清理「深度西化」的意識形態雜音和企圖。

　　其二，西方模式本位論。即中國之崛起是非制度性、缺乏現代內涵的威權崛起，具有極大的體制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其最終命運是崩潰和重建，而重建的藍本即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國成為歷史終結論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註腳。接近原教旨的自由派，包括港台反對派持有這一立場。

　　其三，動態學習超越論。即中國之制度現代化仍未完成，應適度克制民族主義情緒，以戰略視野和開放心智，繼續深度學習西方的民主法治基本治理體系與能力要素，改善中觀以下的治理層次，保留國家憲制層面的政治體制，以「中體西用」的思維而非本體性思維對待西方的民主法治，拆解吸收，移植轉化，適應全球化條件下大眾開放多元社會的治理實際與需求，完成中國國家建構之第一層次（民主法治國）的制度塑造。在此基礎上結合新黨國、「一帶一路」共同體，以及天下主義理想秩序，而最終超越美國及其所提供的西方普適體系。筆者大體持有第三種立場，即學習超越論。

　　超越西方的中國論述

　　中國模式要有前途和吸引力，必須適度包容民主選舉，將之作為吸納多元政治精英及民意認受性再生產的活力機制。但為避免分離傾向和碎片化後果，需要以理性嚴密的憲制制度建構為前提，並以法治約束之。中國模式要避免落入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陷阱，應以普遍主義品格加以論述和建構，應正面面對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問題，並給出超越西方的中國論述。

　　總體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以完善的中國模式論為基礎，這是復興進程至關重要的頂層設計，所謂綱舉目張。伴隨中國模式的思想與制度成熟，「中國學派」「中國共識」「中國風」「漢語美學」等將風靡世界。港台問題既為中西文明長時段衝突整合的一個縮影與局部，其解決就不能單純「以香港看香港」，而需要以「中國」乃至「天下」觀之。

　　中國模式討論，是一場關乎中國與世界命運和前途的綜合性討論，是幾乎所有學科介入和所有人類經驗摻雜的21世紀最為重大的人類思想實驗。我們是否具備了參與這一偉大思想實驗的必要知識基礎和心智開放度呢？這一歷史機遇是否會與我們擦肩而過呢？我們需要對中國和世界同時負起責任，才能匹配上這一超級歷史命題的繁複內涵與價值理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