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高級副總裁 錢德勒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的30年裏，貨物、服務與資本的跨境流動獲得了顯著的增長。雖然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已從復甦走向了新的經濟增長，但全球貿易與資本流動仍遠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水準。這讓一些人感到全球化正走向終結。

　　特朗普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這進一步加重了這些人的恐懼心理。從特朗普上任後幾周的表現來看，它不僅標誌着美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同時鑒於美國在20世紀後期全球化進程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這也意味着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特朗普欲捨美國大戰略

　　對特朗普與他最親密的顧問們來說，他們似乎不僅想要撤銷前任總統推行的各個專案，同時希望徹底終結二戰結束後的「美國大戰略」方針。特朗普口中的「美國優先」戰略可以追溯到前總統沃倫．哈丁（Warren Harding）時期。當時，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前任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關於「國際聯盟」的提案，此後哈丁接任。一些歷史學家把這個時期定義為「孤立主義」，但實際上這只是單邊主義的體現。

　　「美國大戰略」於20世紀初首次被明確地提出。當時，中國正受到歐洲帝國主義勢力與日本的侵略。美國代表着新的修正主義勢力，它反對按照傳統的「勢力範圍」建立國際關係，並且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

　　按照「勢力範圍」來建立國際關係並不是一個特別穩定的方法。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擴大某個國家的勢力範圍，意味着侵佔另一個國家的勢力範圍。這通常會成為戰爭的起源。為了代替固定的勢力範圍，美國提出了「可變份額」的概念，而變數是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的。當時，不少歐洲國家與日本都試圖在中國鞏固它們自己的勢力範圍。與之不同的是，美國則想要讓自己的商品和資本進入中國全境。

　　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才達成了關於開放的政治共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共同制定了可變份額戰略的相關制度。這項安排還要求英國與法國放棄殖民主義的做法。到21世紀初，幾乎所有國家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關貿總協定），並且成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成員。

　　減少貿易障礙（關稅）、建立衝突解決機制，促進了拉丁美洲與亞洲（包括中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而法治安排則有助於避免貿易衝突的升級。

　　在自由貿易體系中，滿足境外需求有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是傳統的出口方式。德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出口約佔GDP的40%。此外，芬蘭、瑞典和瑞士也是依賴出口的發達國家。

　　美採境外直接投資戰略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採取着另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基於境外直接投資：在本地建設、在本地銷售。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境外子公司的銷售額已超過美國的出口總額。這兩個數據之間的差距還非常大。境外本地銷售額與出口額的比例大約接近5比1。根據日本財政部的數據顯示，日本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也經歷了類似的轉型。

　　這種「直接投資戰略」與全球供應鏈的廣泛發展方向一致。生產過程本身被掩飾起來，而產品則在全球各地進行流通。這種做法出於眾多考慮因素，而且不是全部都與節省短期開支有關（比如勞動力成本）。例如，美國大多數的境外直接投資並不在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區，而往往是出現了與之相反的情況。美國企業通常更希望靠近他們的客戶。

　　「直接投資戰略」同樣可以推動這些國家的發展，這意味着生活水準絕對值的不斷提升。這是「出口戰略」所做不到的。比如，如果一家德國公司向中國出口機床，購買機床的公司可能會在國內競爭中取得成功，但這項出口並不創造新的總需求。

　　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並可能將先進技術轉移到中國來，這樣做有助於提升總需求。不僅如此，其中的一些新需求將是來自外國的商品。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在海外僱用低技能工人，這確實會與國內低技能的工人展開競爭。然而，如果這家公司在美國以外地區僱用熟練工人，這反而將促進國內熟練工人的就業水準。

　　當外匯價格出現波動時，「直接投資戰略」同樣優於「出口導向戰略」。出口商往往容易受到與大客戶和競爭對手之間匯率關係的影響。通過境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建立多元化的風險敞口，其中包括自然對沖或內部抵銷等手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所寫的那樣，19世紀末的全球主義正瀕臨崩潰。直到二戰結束後，這種秩序才得以重建，這被一些人稱為「美式和平」。這就是如今我們口中的「全球化」。現在，這種模式正在受到威脅，但它並不是因為恐怖主義或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與願景並不會破壞全球化。這種威脅來自於一個在全球化過程中獲益最多的國家，而這個國家經常被人們指責濫用了自己的特權和強大經濟軍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