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認為，要穩定匯率、遏止資金外流，貨幣政策就較難全面放鬆，只能做有針對性的流動性管理/中新社

　　人民幣匯率風險增加，對中國銀行業構成影響。前文論述了人民幣貶值對銀行業的資本、資產負債結構的主要影響，本文繼續論述人民幣貶值對銀行業的外匯交易及資產質素的主要影響。展望未來，即使人民幣繼續有溫和貶值的壓力，但只要雙向波動是常態，銀行業、企業和個人的外幣資產負債管理理應不再會是一邊倒，匯率風險的累積相信也會較之前為低，但這對短期的管理技巧要求就更高，因為匯率風險在銀行財務報表中都是在報告時點才顯現，匯率雙向波動就意味着匯率的短期可預測性降低，對銀行財務穩健的影響難以完全避免。/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鄂志寰博士 高級經濟研究員 戴道華

　　人幣貶值提升銀行業外匯交易相關收益

　　匯率風險增加對銀行業的另一直接影響在於銀行外匯交易業務（無論是自營還是代客）。目前，內地外匯和外匯衍生產品市場已經取得長足的發展，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經營人民幣外匯即期、遠期、掉期、期權、外匯貨幣掉期、外匯拆借等交易，銀行既自營，也代客進行交易，匯率風險增加對銀行定價、對沖和管理有關風險的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進一步推動外匯市場的交易和發展。

　　根據人民銀行的統計，2015年銀行間外匯市場成交13.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4.2%；其中人民幣外匯市場成交13.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3.9%；外幣市場成交1202.1億美元，同比增長98.5%。從產品結構看，2015年外匯衍生品成交8.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85.9%；外匯即期成交4.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8.4%。外匯衍生品成交佔整個銀行間外匯市場成交的63.9%，連續七年增長，而且其成交量增幅自2009年以來持續高於即期交易，佔比逐年上升。

　　在匯率彈性增加的情況下，無論是銀行還是企業規避匯率風險和對沖的需求會相應增加，外匯和外匯衍生產品的開發、銷售和交易也會顯著增加，具備有關能力的銀行就可以獲得額外的業務和收益。根據人民銀行的報告，2015年中國外匯市場銀行對客戶即期結售匯交易上升8.7%、遠期結售匯交易下降16.0%、外匯和貨幣掉期交易上升11.7%、外匯期權交易上升84.2%。這樣，中國外匯市場交易當中即期和掉期交易所佔比重已經趕上並超過BIS（國際清算銀行）有關統計所顯示的全球平均水平，未來只要在期權和遠期交易上繼續改進，就可以達到與全球相匹配的外匯市場交易產品結構。

　　當然，銀行從事的外匯業務除匯率風險、利率風險、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以外，還有操作風險、外匯管制風險、結算風險、時區風險等，但這些非市場風險只要管理得宜，不管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匯率波幅增加相信可為銀行業帶來不少機遇。

　　人幣貶值加大企業信用風險，間接影響銀行業資產質素

　　匯率風險上升不僅會直接影響銀行業，也會影響銀行的客戶，在銀行業主導的經濟結構下，最終會間接影響銀行業。例如從事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對外投資的企業因為有大量的外幣收支，如果未作有效對沖，人民幣匯率波動就可能會帶來匯兌收益或損失，一旦匯兌損失過大而影響其財務穩健，就會轉變成為給它們貸款的銀行的信用風險。另外，企業本身也會因應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來管理自身的資產負債，在人民幣升值、同時人民幣有更高利差的時候借入外幣貸款來滿足本幣融資需求，刻意利用貨幣錯配來配合自身經營，但人民幣匯率一旦轉跌，其匯率風險也會轉嫁成為銀行的信用風險。

　　所幸的是儘管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借貸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最多，但在審慎的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下，外債比重小，即使人民幣大幅貶值，出現亞洲金融風暴一樣的貨幣、債務和經濟危機的風險本來就不大，加上企業也同樣地積極調整其資產負債，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對企業的主要影響相信在於其核心業務，而非匯兌損益上。

　　如前所述，過去一年在銀行積極削減外債的同時，中國的企業也把外債削減了901億美元至6174億美元。從債務工具上看，企業除了削減所借貸款以外，貿易信貸與預付款也顯著減少，部分原因是期間中國對外貿易錄得下降，例如今年首季商品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5.9%，但同期企業的貿易信貸與預付款則減少了729億美元或23.8%，就顯示更為積極的外債管理。但由於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國，在直接投資方面亦居前列，外幣資產負債再調整相信有關餘額也不至於降至零，是較為容易見底的。與中國企業總的借貸相比，其對外借貸只佔很小的3.4%的比重，加上中國外債當中本幣外債佔比高達44%，因此企業匯率風險的敞口其實也不大。

　　企業因應人民幣匯率貶值而調整對外負債一個可行的做法應該是把外幣外債轉換為本幣外債，以圖降低匯率風險。但在截至今年首季的過去12個月當中，中國整體外債規模減少了18.4%，其中外幣外債規模僅減少12.6%，本幣外債規模的減幅卻有20.9%，顯示有關的外債調整不僅僅是幣種的轉換，而是整體去槓桿。究其原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溫和貶值，但是人民幣無論是貸款利率還是債券收益率均顯著高於美元，尤其是後者，其息差反而因為美債收益率下降而在擴大，這就要求有關的外債調整要有更精確的綜合匯率和利率的計算才值得操作，整體對外去槓桿反而是更佳的選擇。

　　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截至今年年中，銀行業的NPL（不良債權）比率為1.75%，雖然從低位有所上升，比起美國銀行業的1.5%略高，但就仍然顯著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歐元區平均和全球平均的3.0%、5.7%和4.3%的水平。這發生在人民幣已經連續貶值的第三年，顯示不良貸款增加並非主要來自是企業的匯率風險。加上中國銀行業的ROA（資產收益率）為1.1%，ROE（股本回報率）為15.2%，NIM（淨利息收益率）為2.27%，全球頭11家經營最有效率、成本收入比率最低的銀行全部為中國的銀行，應該說中國銀行業抗壓能力不低。

　　迄今人民幣匯率仍有序貶值，但從監管的角度而言卻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中國是銀行業主導的經濟體，有全球最大的廣義貨幣供應，人民幣有持續貶值壓力就意味着資金有持續外流壓力。由於外國投資者在在岸市場持有的人民幣資產（股票、債券、貸款、存款）加總為3.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股票和債券投資只各佔內地相關市場1.3%的比重，就算全部套現離場，涉及的金額也有限，更不用說出於分散投資的考慮，它們不太可能全部流走，那麼應該格外關注的是本國資金外流的壓力。要穩定匯率、遏止資金外流，貨幣政策就較難全面放鬆，只能做有針對性的流動性管理，這會對銀行業資金成本、定息收益等帶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