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幾位當選議員在效忠宣誓時「各顯神通」地「炒作」一番，其輕慢、褻瀆和「辱華」的行徑引發新一場政治風波，迫使人大主動釋法。儘管事件還有後續發展，在此時做一些冷靜思考也並不為早。

　　首先要談的是幾位當選議員的宣誓「異行」。這些當選議員個個能言善辯，既然參加議員競選就不可能不知道議會程序，比如議員必須宣誓效忠才能入職，也不可能不知道誓詞是不能修改、宣誓必須認真莊重、不得行為不檢。如果違反規定，也要面對制裁，付出沉重的代價。比如「青年新政」兩名候任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由於沒有完成宣誓，很可能喪失議員資格。他們類似「政治自殺」的做法，「扼殺」選區民意、辜負選民的託付，是非常地不負責任。

　　在競選時，梁游憑什麼贏得選民的支持？出眾的才能、個人的魅力、誘人的政綱還是高明的忽悠？反過來，把票投給他們的又是怎樣的選民？眼看自己選出來的議員不能再代表自己發聲，選民有什麼想法？要怪自己眼睛不夠雪亮，還是怪議員行為愚蠢？另一方面，那些本來不支持梁游的選民，他們又會有什麼想法？一人一票，是民主政治的雙刃劍，既可愛也可恨。

　　人大主動釋法一方面大獲支持，另一方面也有香港法律界深感不滿，覺得人大不該在香港高等法院就宣誓覆核判決前主動釋法，有些人為此走上街頭，穿着黑衣默行。人大本來就有主動釋法的權力，主動釋法不是問題，非議的應該是採取「主動」的時間點：判決前還是判決後。這次人大釋法的時間先後看似執法技術，實質內含政治考量。

　　不滿人士認為，提前主動釋法「是以釋法解決香港法院本可以解決的問題」，不啻「推倒香港法治」，嚴重削弱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制」的信心。支持者則認為，宣誓風波攸關國家主權、民族尊嚴、道德正確、社會安定和百姓福祉的大是大非，久拖社會撕裂愈大，人大的主動正當其時。客觀而言，人大本來就有無可爭議的主動釋法權，動用時間的早晚在於對時局發展需要的判斷，可以辯論但無可厚非。人大釋法之前有過四次，始終無損香港法治的獨立精神。▉從新／重新▉加坡看過來，削弱對香港「一國兩制」信心的，反而是驅蝗行動、「佔領」中環、旺角暴亂、「港獨」叫囂和宣誓鬧劇等亂象，以及外國勢力或明或暗的操縱。

　　「港獨」削弱「一國兩制」信心

　　香港基本法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生效，至今將近二十年。這些年來，香港社會變化巨大，新情況層出不窮，遠非當年立法者可以預見。前後五次的釋法都是因應時需的被動，足以說明基本法及相關法律已經必須與時俱進，進入主動修法的常態。香港已經變了，變得問題不少，而其中大害就是「港獨」、政治黑手和外國勢力的操縱。香港的立法是否可以從保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針對要害問題以及明知故犯的政治醜劇，出台一些剛性規定？

　　為了維護香港安定繁榮和杜絕議員利用公共資源來危害公共利益，可否出台行為守則這類文件，明確議員在任期內不得「宣揚港獨思想和進行港獨活動」等？這些為了填補法律漏洞、完善與加強基本法實施的議題，都應該盡快擺上議會的日程表，討論制訂。

　　最重要的是根治亂源。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五十年不變，沿用英國的政治、法律、經濟、金融、教育以至社會等方方面面的一套完整的管理體制，接收一批思想西化的社會精英群體。如果精英們能夠因應新的社會發展形勢、心向中華富強壯大的民族目標，所有這些物質和人才資源就能轉化為建設香港新社會模式的正能量，甚至為內地省市提供一個可以參考的治理模式。

　　可惜這些既得利益群體既不願認同，又以為可以借助國際勢力的保護，變得更像是「孤臣逆子」，成為拖住香港前進的團夥。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精英在「一國兩制」的轉型中無法實行有效管治：他們一來無法駕馭議會黨爭，以致影響施政成效；二來漠視民生課題，沒有發揮中央紅利優勢來營造「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反而出現諸多社會不公，讓草根失望，年輕一代離心。

　　二十年衍生的社會問題和積累的民憤人怨，終於把問題變成「炸藥桶」，讓那些掛「本土」之名行「自決」或「港獨」的人，有機會將它引爆。所以，香港問題的治根之本在於民心爭取，在於民生改善，在於管理效率，在於所用得人。所以，在接下來的時間，香港人確實需要一個對國家忠誠、對香港守義、對各界公信、對團隊團結、對自身廉潔、對管理創新的舵手，才能順利地引領香港有效完成「一國兩制」的時代使命。 作者為新加坡資深評論員